顾儿衣单弹旧絮
怜我食多偷减餐
处久愈觉心意存
更知腊梅耐冬寒
我感觉和孙泱在一起同甘共苦，不管生活多么艰难，我心里总是甜的。
在山西“四清”时，孙泱写给孩子们的信的一部分
怀念孙泱
孙泱感人的事太多太多了，我悲痛欲绝地无法再往下想，但是又止不住对他的浓浓的思念。总之，我认为他是一个纯粹的好人，是一个好党员、好干部、好丈夫、好父亲。孙泱的胸怀和思想境界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宏大、深沉、朴实。我们的家庭也曾是天底下最快乐、最温暖、最幸福美满的家庭，可这一切都被“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打得支离破碎了。孙泱到底有什么错，有什么罪呢？为什么就这么活活给整死了？
我听不到广播，看不到报纸，对外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我只觉得中国人民大学是整个中国的一个缩影，从我们家无辜受害的不幸遭遇中，我对那些在党的领导下，受过高等教育的革命知识分子竟那么敌我不分、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很不理解，也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产生了诸多疑惑。
前途未卜的命运
我无法预计自己的前途命运，也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但我一定要保全自己，不能一死了之。我的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还需要我来抚育，我不能抛下他们，让他们既失去爹又没了娘，成为孤儿。所以我要坚强地活下去，一定得活着走出这个牢笼。
有一次，专案组的一个男学生来对我说：“你脸色不好，到四楼上去晒晒太阳。”我跟着他上四楼，边走边想：地下室留了一块小天井绿地，可以在那儿晒，为什么非要把我拉上四楼？会不会把我推下楼，然后说我是自杀呢？因为我很难再相信他们会有什么善心，就多了层防卫意识。我到了四楼，也不往墙边上走，我说：“我有点头晕，我们回去吧。”说着，我就主动下了楼。
我总是提醒自己，要提高警惕，不能糊里糊涂让这帮“造反派”给弄死，也不能整天再这么伤心流泪，我得坚强地活着。虽然我现在好像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陷入痛苦的深渊，但是只要我活着，就还有希望，我一定要活到弄清孙泱死亡真相，等到为孙泱申冤报仇的那一天。
从那以后，我的精神状态真就好多了。
有一段时间，两方“造反派”经常发生武斗。“三红”占据着教学楼，“新人大”占据着图书馆，正好遥遥相对。两边学生手持长矛棍棒互相斗殴，不知是由于忙着武斗，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们对我的看守中加入了女老师，有时只有女老师一人看管。
我一直认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广大教职工都是善良的，倒行逆施、胡作非为的仅是“造反派”中的少数人，我相信老师们都会有正确的分析判断能力，他们也可能和孙泱有过接触，我虽然和他们不相识，但我要尝试着和他们交谈，争取他们对实情的了解和同情。
我常和女老师们介绍孙泱和我的出身和行为，说明我们没有问题，我们是被陷害的，我坚信历史的本来面貌迟早都能恢复过来。我也向老师们揭露专案组的人搞逼供的事实，他们打我，还想把我弄死。我看到她们半信半疑的表情，就决定抓住时机让她们了解真相，一次我就当着专案组成员——一位女学生廖金妹的面进行揭露，以证实我没有撒谎。
后来听说，廖金妹在武斗中为抢救伤员，被人从背后用长矛捅死了。我唯一知道名字的人死了，其他身份是学生的专案组员，我始终对他们一无所知。
那时，有一位老师偷偷问我，有没有什么储蓄存折和贵重物品，她设法让孩子给她，她再转交给我，可我怕连累她，也担心给孩子带来麻烦，就婉言谢绝了。我知道家里的财物已毫无保障可言（事实上，我家真被洗劫一空了），我最担心的是我的三个孩子，尤其是怕我女儿遭到坏人的欺辱，我拜托这位老师随时把我女儿的情况告诉我。
一次，她对我说：“你们家已经被占，成了武斗战场，孩子们已被赶出家门，送到他们的小姑家去了。”我听到这个消息，也稍微有点放心，也就不再日夜牵挂孩子，别的方面就更无所谓了。
从看守口中得知，“支左”的“军宣队”进驻了学校，我又感到有了救星和新的希望。正好有一天，地下室的厕所坏了，看守带我上一楼的厕所，厕所距离大门很近，好像大门口也无人把守，我看监视我的女老师年纪比较大，身体很胖又不灵活，我觉得这是个机会。
上完厕所，我就对她说：“我什么问题也没有，他们这样整我、关着我是错误的，我要去找军宣队申诉。”说着，我撒腿就往门外跑。
等那个女教师反应过来后，就大喊：“石崎逃跑了，石崎逃跑了！”
听到她的喊声，站在大门口的一帮学生立刻把我截住了。
我被抓回来后，在审讯室里的专案组“造反派”，对我又是一顿毒打。
我说：“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根本不听毛主席的话，解放军不是进校了吗？你们打吧，我要出点事，看解放军怎么说。”
我这么一说，专案组的人才收敛了一些。
地下集体牢房的“新生活”
过了些日子，专案组又把我转移到一个集体牢房，还是在地下室，我不知道原来这里也关着好多人。
女牢房里有人大党史系主任何干之的夫人刘炼、宣传部长朱桢的夫人曲贞、孙锁存总务长的夫人李冬花、教务处长陈维雄的夫人张珍。
另外，还有一个从校外抓来的体育教研室刘铁的干妈，据说是从日本回国的医生，大概有五十多岁了。
这间大屋里，有并排摆着的几张木板床，但没有桌子，也不再设看守，只是造反派时不时地就要进来巡察一番。
后来我发现，只要我不吵不闹，他们也就只关着我，不再斗我打我，我也就学乖点，不再喊叫。我知道自己是无法走出这间牢房的，所以只好听天由命了，好在这里有几个难友做伴，我也有点安全感了。我们在这里不能交头接耳，不能互相走动，只能老老实实在自己床上坐着。
造反派安排我们每天背毛选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他们定期会来检查，如果背不下来，不是挨打就是被罚跪。李冬花在抗战时任妇救会长，识字不多，不会背，就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一直说到我们大家都背完为止。
刘炼和我都教过党史，是背得最好的，没有因这事挨过打，别人多少都为此挨过鞭子。但是，有一次中午觉，我睡过了，“造反派”过来把我叫醒，恶狠狠地说：“这里是监狱还是休养所？你跪下！”我为什么要给这个小毛孩下跪呢，我不理他，他就一巴掌把我打倒在地，结果我的门牙都被磕掉了，出了很多血，他才饶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