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挨打最多的是刘铁的干妈。这个老太太不知道怎么给抓来的，“造反派”为了把刘铁打成特务，就威逼他干妈承认自己是日本特务，对这个老太太进行逼供。造反派用竹签把她的手指甲都给捅出了血，用木板鞋打肿了她的脸，她的眼睛里都充了血，肿得很厉害，视线一片模糊。
她后来告诉我们，造反派在审讯室里曾把她的胳膊拴在立着的木板床上，然后在她的衣服里放了一只虫子，虫子在她身上爬，她很难受，而“造反派”则看着哈哈大笑。她曾被打得不省人事，处于半昏迷状态。听到“造反派”说：“不能再打了，别让她死在咱们这儿。”后来“军宣队”知道了，这个老太太才得救。
而刘铁本人也被打得皮开肉绽，被鞭子抽得浑身是伤。一次，造反派叫我们女监的人到男监看刘铁，威胁我们说：“你们谁不老实，也是这个下场！”
又问：“你们老实不老实？”
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每个人都慌忙说：“老实，老实！”
刘铁后来还是从图书馆的后窗户爬了出去，逃到了公安局，直到我们下放干校时他才回来，但不久就生病去世了。
这帮造反派为所欲为，完全是用国民党那套惨无人道的手段，把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和历来对待俘虏也要禁止肉刑的纪律都当作耳旁风，但是口头上都还要打着“保卫毛主席”的幌子，干着罪恶的勾当。
“军宣队”来了一段时间到底都干了些什么，我们无从知道。接着，上面又派来了“工宣队”，不久，我们这些被关在图书馆楼的人就搬出了地下室，被分到单位部门关押看管。
我是原校教务处的，所以就被关在留学生楼里，和我一起被关的还有几个人，有体育教研室的赵丽丽、外语教研室的日语教师富尔良、俄语教师赵敏，我们几个在一个房间里关着。
另外还有几个关着的男老师齐鹿鸣、宫××（1988年我回中国人民大学之后，我才知道宫××曾是孙泱专案组组长），其他三个叫不上名字。没过几天，一个姓叶的老师就在这里上吊自杀了。
除了我们几个，还关着两个以前的美国战俘，他们是自愿留在中国的，一个叫温纳瑞斯，另一个我忘记了名字，他们也被打成了特务。“文革”后，温纳瑞斯还留在中国，据说和一个山东女工结了婚，在山东大学当老师。
在这个“牛棚”里，由“工宣队”员和本单位的老师共同看管我们，每天还是读毛选和“早请示、晚汇报”等等。看女犯人的本单位老师是留学生办公室的姚××，思想很左，常常训斥我们。中国人民大学解散后，她分到了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没回来。在这里，我们可以排着队到食堂打饭，但还有人跟着，我们不能和别人接触，更不能和家人见面。
我每天都思念着孩子们，但不能和他们相见，真是度日如年！我日夜盼望能早一天得到释放。又关了一阵子，我终于被释放回家了，我前后已经被关押了一年零九个月。
地下集体牢房的“新生活”
送我回家的是留学生办公室的左静荃和赵长富两位同志。我原住的四间房里已经又搬进了姜建彬一家，他带着两个小女儿。我只住了里外屋的两间，家里除了几件公家分给的破家具，只剩下两个写了名字的空木箱、烂棉花套和几只饭碗，我家的私有财物已被洗劫一空。
左静荃见状，一个劲儿地安慰我，让我不要胡思乱想，她怕我受不了会自杀。我说：“我能死里逃生活着回来就好，只要留得青山在，我什么苦都能忍受。”我让她放心。姜建彬也过来安慰我，并告诉我：“过道里的储藏室里，还有一个烂棉花套子。”
磐磐被关押
我苦笑着，望着这个空空荡荡、一贫如洗的家，感慨万分:为什么好端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会被摧残成名副其实的家破人亡呢？为什么一个培养人才的学校会有这么黑白颠倒的变化，这到底是为什么？
真是仿佛做了一场噩梦，但我的厄运还没有就此结束。我出来后才知道，我的女儿也被打成反革命，还被关在了海淀分局的监狱里。没想到，我12岁的女儿也要遭受这样的摧残！我要求去监狱探视女儿，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不住地流泪，我的心都碎了！
“文革”中，我的三个孩子也同样遭受了极大的磨难，运动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我的女儿当时只有12岁，在孙泱和我都被关押以后，她就独自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做饭、搞卫生，照顾两个弟弟的生活，还要给我们送饭。她由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女孩一下子长大成熟了许多，残酷的现实也逼着她进行深入地思考。
他们从小所受的教育是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新中国，热爱人民，但是居然有这么多人视我们全家为敌人，把我们“打翻在地后还要再踏上一只脚”……
从“文革”一开始，他们姐弟三人就几乎无法出门了。因为他们常常碰到院里的孩子向他们扔石头，朝着他们三个喊“打倒小黑帮、打倒狗崽子”，有时还对他们三个拳脚相加。他们原来的小朋友也不敢再接近他们，只有姐弟三人相依为命。为了保护两个弟弟，姐姐不让他们出门。他们就在家看书，用拆装半导体来消磨时间。
小学复课后，他们不甘心不能去上学，他们想学习更多的知识，于是他们不顾一切地坚持去学校学习。在学校，他们还是遭到了同学们的冷眼，有个别同学看见他们好欺负，就变本加厉地攻击他们，对他们喊口号、挥拳头。有时，他们忍不住就大声辩解：“我爸爸不是特务，你们冤枉好人，你们走着瞧！”
可是谁能相信呢？又有谁敢相信呢？他们的爸爸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夫人——江青亲自点的名，怎么可能翻案，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逻辑。小学生们的思想比大人更单纯，所以行动和想法也就比大人更“红”更“左”，他们的辩解招来的只是更多地咒骂和攻击，一点也不能唤起其他同学的同情和理解。
就这样，他们忍着内心的痛苦，坚持去听课上学。他们多么渴望有一天能和以前一样，和同学们一起游戏玩耍，一起说说笑笑啊！可是现在，大家像避瘟神一样躲避着他们。
当同学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说笑时，一旦碰上他们三个，同学们脸上的笑容就会立刻收起，用不友好的眼神盯着他们。最后，他们也明白了，不再自讨没趣，不会有人愿意再和他们接近，别再幻想有任何朋友了，所以他们的性格都变得更沉默、更孤僻了。
家庭的骤变、残酷的现实，使这姐弟三人早早学会了自理生活。他们不敢想也不知道还会有什么盼头，但不得不拼命地为学习、为生存而挣扎。即便如此，人大的“造反派”还是不给他们留一点立足之地。
孩子们寄人篱下
一天，“造反派”来人要查封我家的住房。他们先是宣读了一个什么材料，然后说：“你们要去哪里，那是你们的事，只准带自己的东西，其他的一概不许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