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又说：“你们考虑一下吧，明天就搬。”
这对三个孩子来说，不啻一个晴天霹雳。他们意识到将要从家里被赶出来，路茫茫，夜漫漫，他们能去哪里呢？爸爸的弟弟孙济世也被打成了走资派，又远在四川；在北京的大姑孙维世自身难保，怎能顾及他们呢？她家是不能去的；其他的爸爸的表亲，也个个都被扣上了大帽子，也不能依靠；唯一没有受到冲击的就是在北京大学当讲师的小姑姑。
小姑叫黄粤生，从小被送给了大姨公家，可能恰是因为这样才没有受到牵连，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她是孙维世的亲妹妹。“文革”开始后，小姑一直没敢和我家联系，现在三个孩子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去投奔她了。
第二天，三个孩子拿上些衣服，含着眼泪环顾了一遍已经破烂不堪的家，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家门。随后，“造反派”就在我家的门上贴上了封条，意味着不让孩子们再回来了。
“造反派”把三个孩子送到他们的小姑姑家让她照顾，还对她说，这是组织上交给她的任务。造反派又从我们家被冻结的存款中取出一部分钱，交给她作为孩子们的生活费用。
小姑并不心甘情愿接纳我的三个孩子，她的不情愿我完全理解。但是作为姑姑，她也有责任照顾孩子们，无法推托，就只好收留了。
小姑黄粤生和丈夫李宗昌都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人。妹夫李宗昌在中国科学院化学所任副研究员，他们有两个女儿正在读小学。他们家住在中关村，只有两间住房，本来就拥挤，我的三个孩子一去，他们的住房就显得更拥挤了。
小姑脾气也不好，稍不如意就斥责孩子。一次，小儿子孙名被训斥，还为此离家出走，只身跑到王府井，半夜在街上睡着了，警察给小姑打了电话，小儿子才被接了回来。
妹夫人很老实，心地善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书呆子。一天到晚只知道工作、看书，很少说话。当时小姑的表现也极左，她家里每一面墙上都贴满了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还有林彪像和林彪语录。每天早晨7点钟，她就要带着几个孩子到楼下为毛主席、林副主席早请示、敬祝，高呼革命口号，而后集体背诵毛主席语录，跳“忠字舞”，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等。待这些仪式结束之后，孩子们才能上楼吃早饭，天天如此，真是不厌其烦。
当时，这些近乎疯狂的做法，几乎风靡了神州大地。每家每户都必须这样做，“早请示，晚汇报”是为了向毛泽东表示忠心。
孙维世之死
大姑孙维世得知我们的三个孩子住到了小姑家，曾冒着很大的风险去看望他们。她拉着磐磐的手，流着眼泪说：“你爸爸不是特务，他也绝不会自杀，是被害死的。江青才是坏人，我要写信给周总理为他申冤。”
听大姑姑这么一说，孩子们更加清楚了，江青是他们不共戴天的杀父仇人，他们和大姑姑一样把希望寄托在周总理身上，希望能搞清孙泱的冤案。
在兄弟姐妹中，孙泱和孙维世的感情最好。只要我们都在北京，每周两家人必定要相聚在一起吃顿饭，聊聊家常。有一段时间，维世她们住在颐和园修养，每周我们都要去那里一起泛舟湖上，一起游泳戏耍，开心极了。
维世没有子女，她曾向孙泱提出把我的三个孩子过继给她一个，可我舍不得。现在孙泱去世了，我还被关着，孩子们觉得大姑就是最亲的人了，他们多想大姑不要离开他们，多陪陪他们，多待会啊！
可是维世也失去了自由，她对孩子们说：“我得赶回去了，造反派随时会找我的麻烦！”又说，“本来想把你们接到我那儿去，但我们也是朝不保夕啊！”
最后，维世又把小姑叫过来说：“好好照顾三个孩子，拜托了！”
大姑走后，三个孩子天天盼着她能够再来，有大姑在，他们就好像有了依靠，有了主心骨，有了盼头。可怎么也没想到，那一次的相见也是最后的见面，从那以后，他们和大姑就失去了所有的联系。
大姑孙维世是1968年3月18日被突然戴上手铐投入监狱的，“四人帮”给她捏造的罪名是“苏修特务”，逼迫她交待一些中央首长的所谓问题，维世义愤填膺，针锋相对地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受尽了惨绝人寰的折磨，仅仅半年的时间，她就惨死在了狱中。
周总理得知维世的死讯后，非常悲痛地说：“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革命烈士的后代呢！”并下命令立即解剖尸体，要查明死因。但“四人帮”却公然违抗周总理的指示，把维世的尸体烧掉了。
事隔五年之后，专案组才把孙维世去世的消息告知了小姑黄粤生。小姑要维世的骨灰，专案组的人竟说：“已经当成反革命处理了，没有留骨灰！”小姑问他们为什么不早通知她，专案组竟然回答说：“不知道孙维世还有个妹妹。”
女儿挺身而出，保护小姑
来到小姑家之后，三个孩子就转学到附近上学。但是，当同学们知道了磐磐的身世，就开始整天欺负她，在她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自从大姑那次来过之后，只要是小姑和磐磐单独在一起，她就对磐磐讲些有关江青的丑恶历史，小姑对江青也恨得咬牙切齿，但她对毛泽东却无限忠诚和热爱，好像毛泽东和江青根本没有任何联系。
因此磐磐常常反驳她：“江青是毛泽东的老婆，江青这样做，难道毛就没有责任？‘文革’是毛主席发动的啊！又不是江青发动的，江青只不过是个‘旗手’罢了。”每当此时，小姑都会对磐磐进行严肃的批评，不允许磐磐诋毁毛泽东的光辉形象。
小姑和磐磐只有在对江青的看法上有共同语言。小姑对江青的不满，也只有磐磐是她唯一可以倾诉的对象。在别人面前，小姑只能讲些冠冕堂皇的话，但是磐磐毕竟是个孩子，少不更事，那时并不懂得反对“文化大革命”、反江青的利害关系，更想不到人和人之间还有那么复杂的关系，即便是亲人之间也会出现问题。
碰巧了，妹夫李宗昌被单位打成了“假党员”，也关进了“牛棚”，“军宣队”勒令他交代所有的问题，接受审查。妹夫出身贫农，思想也很单纯，对毛主席无比忠诚，他把所知道的一切都做了坦白交待，以为这样就可以“立功赎罪”，也可以获得解放。
因此，他连小姑反江青的言论也都揭发了出来，这一下可要大祸临头了，小姑单位北京大学的“军宣队”马上把小姑找去对证，并让她老实交待。小姑非常聪明，她编造了一个圆满的故事，把罪责都推到了磐磐身上，说这些言论都是听磐磐说的。
军宣队也都知道，孙泱是由江青点名而被害死的，所以他们想磐磐对江青不满和仇恨也很自然。至于“反动言论”的来源，小姑交待说：“是磐磐从街上‘联动’[⑦]散发的传单上看到的。”确实，早期的“联动”反戈一击后，他们办的小报上刊登过江青的野史。
所以小姑这样解释，军宣队也信以为真，拿她没办法。
小姑回来后把经过告诉了磐磐，让磐磐照她的话去说。小姑说：“你是小孩子，他们不能把你怎么样，如果他们来盘问你，你就按我的话回答，承认都是你讲给我听的。”磐磐明白，实际上很多事都是小姑告诉她的，可要照实说，小姑肯定就该倒霉了。所以，磐磐答应小姑自己全部承担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