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要调回北京，大家也都不再积极干活了，很多人趁机到江西各地旅游。后来经大伙要求，学校也组织我们到井冈山去参观了，参观了井冈山的茅坪、茨坪、大井、小井等地，看了革命历史展览馆。井冈山山川秀丽，自然风光引人入胜，只是那时革命老区还特别贫穷和落后。
回京的安排是分期分批进行的，我是最后一批回来的。已经到1972年年底了，我带着两个儿子买了回家的硬座票，行李物品均慢车托运回北京。我们沿途在上海、杭州、南京、苏州、无锡等地下车走马观花式地游览。需要住宿时，我们就花八角钱在小旅店或澡堂里住一夜，第二天再转到另一个地方接着游览，我们玩得特别惬意和开心。
回京后，组织没有安排我住西郊的原住处，而是让我到东城的铁狮子胡同一号住。这里本是四居室的房子，分给我其中的两间和白兆鲁老师家合住。这样也好，省得我在原来的环境里触景生情。
我的家具、行李特别简单，一辆平板三轮车就把全部家当拉齐了。一家人总算又能团聚了，居住环境比在江西时强百倍，我们感到很知足。只是在政治上我们还有一些压力，我的“问题”在我从“牛棚”里放出来之后就已解决了，因为没有一点事实根据，当然理应否定。
找胡耀邦为孙泱伸冤
可是孙泱的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我们深信孙泱也没有什么问题，那为什么要无中生有，强加给他那么多莫须有的罪名来陷害他呢？在中国人民大学里，谁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对孙泱进行了残酷的折磨和摧残？孙泱到底是怎么死的？这些问题，我们总是想不明白，总感觉困惑。
据我了解，组织上有孙泱尸体解剖的材料和死时的现场照片，我就向“军宣队”领导提出看看这些材料的要求，得到了“军宣队”的允许。当我看了孙泱的尸体解剖材料、现场照片、遗书后，更觉得孙泱死得离奇，疑点甚多。如：
1．照片上的孙泱端端正正坐在地铺上，手脚稍往前伸，脚不离地，两眼微闭好像在闭目养神。按此姿势，说他自缢身亡，让人感觉很虚假。
2．解剖检验报告上说：“胆囊瘪缩”，我们为此请教了医生，医生说人受到惊吓或饿得太久，胆汁流尽才会胆囊瘪缩。
3．从图片上可以看到，孙泱心脏后面有一个不规则小窟窿样的痕迹，很像受过电击。
4．孙泱“请罪书”上有这样的话：“我已经不能以一个最最普通的劳动者的身份来为人民服务，我已经成了人民的负担。”这句话，我们分析是他可能意识到有被谋害的危险，或是有人逼他自杀，不允许他再生存在人世间，他的处境又不允许他明讲，为了能够留下点文字记录，他只能这样含蓄地暗示他是被人害死的。
我再联想孙泱死后，群众曾提出二百多条质疑的问题。很多疑问正好和这个现场照片、尸体解剖材料上发现的疑点吻合，这绝不是巧合。
在“五七干校”时，大家每天都在紧张地生产劳动，再加上孙泱的罪名是江青定的，而且又认定孙泱是自杀身亡的，尽管有人心中对此有疑惑，但怕挑起派性之争，所以也未再提起过。
从干校回京后，我看到其他学校被冤枉的领导纷纷得到“解放”，被平了反，有的重新开始主持工作。我就给中国人民大学校领导、北京市委和党中央写了申诉材料，说明孙泱是被诬陷的，请求组织查清是谁陷害孙泱，孙泱到底是怎么死的？
因为这些问题不搞清楚，不仅孙泱含冤九泉不能瞑目，而且对子女也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如何投诉，我却不是太清楚，我就想找孙泱的老战友——唐凯同志帮忙。唐凯和孙泱以前来往较多，我跟他也比较熟悉。唐凯此时正担任第二外国语学院的院长，我找他说了一下我的想法，请他帮我打听一下上面的政策并且帮我出出主意。唐凯同志建议我去找胡耀邦同志。“文革”前，胡耀邦是团中央书记，是有名的“红小鬼”，“文革”后靠边站了，虽然还没有出来工作，但大家都认为胡耀邦再次出山是势在必行的事情。
胡耀邦家在北京东城区灯市西口内，在一条胡同的大四合院里。这里原是清朝一个大官的官邸，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庭院，有几棵海棠树和苹果树，还有一棵据说是有200年历史的银杏树。大四合院里又分出三个独立的较大的院子，胡耀邦住在最里面。
这个地方，我和孙维世、金山、孙泱好像一起来过。以前冯文彬住在这里，冯文彬曾是团中央书记，由此可见，这个大院里可能住的都是团中央的干部。
当我和唐凯来到胡耀邦家时，看到胡家的客厅里已经坐了五六个人，有来自部队的，也有来自地方的，他们正在热烈地交谈着。
唐凯同志和胡耀邦同志打了招呼，并向胡耀邦介绍了我，说明了来意，我想申诉孙泱的冤案，请胡耀邦同志帮忙。因为屋里的人太多，我和胡耀邦无法详谈，胡耀邦就约我们下次再来，并表示说孙泱的问题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要相信党，把心放宽，不要着急。
第二次去胡耀邦家，是孙泱的六姨父王一达陪着我一起去的。六姨父和六姨都是延安鲁艺演员，很多老干部都看过他们的演出，只是后来六姨父做了驻保加利亚的文化参赞，退出了文艺舞台。他和胡耀邦同志熟悉，胡耀邦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认真地听我陈述孙泱被残酷迫害的过程和我对此事的疑惑。
胡耀邦听后，对我们深表同情。他对我们说，他对孙炳文烈士一家是很了解的，满门忠烈。孙泱辛勤为党工作，很有才能，为人也非常爽直，是个好干部。他跟孙维世更是特别熟，维世是个才华出众的好干部、好导演，这兄妹俩被整死，实在太可惜了。
他还回忆在20世纪50年代，他率领青年代表团访问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时，孙维世当时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副院长，青年代表团是受团中央领导的，所以孙维世也参加了东欧访问团，他们常常在一起交谈，那时他们都很年轻。胡耀邦同志个子较矮，脖子上又戴了一条红领巾，有的外国朋友还误认为他是少先队队长呢！
胡耀邦同志还告诉我们，他自己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很大冲击。江青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点他一次名，诬蔑胡耀邦在招兵买马，企图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胡家成了“黑帮”的据点和俱乐部。因为胡家门前总停有小车，江青一伙监视到这种情况，就更把胡耀邦看作是眼中钉、肉中刺。可是胡耀邦很倔强，不买江青的账，他心想反正早就丢了“官”，他没有什么把柄可供人抓，倒要看看江青一伙能把他怎么样，所以很多对现状不满的老干部照常去胡家，在胡家谈论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
找胡耀邦为孙泱伸冤
第三次去胡家，是唐凯同志陪着我女儿磐磐去的。胡耀邦正在书房里看书，桌子上放着一本没有看完的马恩著作，整个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摆着马恩列斯毛的全集。胡耀邦说只要有时间，每天都要读一点马列的书，为的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真马列，什么是假马列。除此，他也喜欢打桥牌。
磐磐将我们写的申诉材料拿给胡耀邦看，他看后说我们写得不够清楚，而且仔细地解释如何给中央领导人写报告材料。他说报告材料要简明扼要，重点清楚，要直截了当，指出问题是什么，希望和要求是什么，一句废话都不能有，还特意举了很多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