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父亲孙泱致力于研究计划经济的问题。除了日常繁忙的工作和经常到各省市基层考察外，为了让基层更加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年计划》，还在业余时间还写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故事》。这本书用通俗有趣的方式介绍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目标，当时深受读者的欢迎。后来，父亲又写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远景》、《我国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等著作，有时还参加《计划经济讲座》，给许多大学生上课。
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父亲孙泱提出申请：“要求为党中央培养更多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决定加强高等院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我父亲被调到了教育战线上，到四川西南师范学院任党委书记兼院长。1960年下半年，又调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担任党委书记。
在这段时间里，他发现大学生们的思想中存在很多问题，他感到学校关于道德品质的理论工作和教育工作都做得很不够，自己应该在这方面做些事情。于是，他除了努力完成日常行政工作外，还多次亲自给全院师生们讲课，他曾讲过《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那时，四川西南师范学院（简称“西师”)还没有设哲学课，父亲较早深入浅出地在西师讲哲学理论，让同学们感觉很新鲜，又能使他们大受启发。后来，父亲结合“整风运动”，又联系同学们的思想实际，系统地剖析了个人主义的根源及其种种表现，批判了各种违背共产主义思想的错误思想，使同学们深受教育。在调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之后，父亲仍然孜孜不倦地研究着自己的课题，他结合实际给同学们讲共产主义道德品质问题。
1963年他根据自己的讲话内容，写出了《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讲话》一书。这本《讲话》不仅仅表达了父亲对青年一代思想品质教育的热情关怀和谆谆教诲，对各种歪风邪气的憎恶，更是他身体力行实践体会的总结。他不仅教育青年，更严格要求自己凡事以身作则，在多方面锻炼自己的品质，父亲向来是言行一致的。1964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出了该书校样，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推迟到1980年才得以出版，不过总算完成了他的一桩心愿。
父亲认为，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要在热情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中，在忘我的辛勤劳动中，在努力刻苦的学习中，在同志们的团结友爱、互相关怀中，在没有低级趣味的生活中培养起来。我父亲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时时事事都注意自己言行，不高特殊化，坚持同师生们同一个食堂吃饭，拒绝学校给他的专车，天天骑自行车上班。
我父亲不仅是烈士子弟，而且本人也是党的高级干部。可是他从不炫耀自己的特殊身份，总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通劳动者，从不摆官架子，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都不搞特殊化。他是一名知识分子，非常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父亲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十分关心师生们的学习、工作、思想和生活情况，常和师生们促膝谈心，一起娱乐打乒乓球等。
他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是满腔热情，极其负责任，认真谨慎，任劳任怨，全身心地投入。每当工作进行很顺利或又完成一项任务时，他就会感觉到蕴含在身体里的力量，就会享受工作中的快乐和幸福。他一直认为尽了自己的责任是最大的幸福。他总不满足自己已取得的成绩，总觉得自己做得很不够，还要拼命提高水平向前迈进。
无论工作多么繁重，父亲都要抓紧时间刻苦读书。他认为：“学习本身既是一种艰苦的斗争，又是一种幸福的享受，会学的人就更会享受。”所以，他学识渊博，无论是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小说、诗歌，都有他相应的作品，父亲常在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他能熟练应用日语、英语，在西师，他就曾用日语和几个日本留学生流利地交谈。他还常用英文朗诵文章。
他常说：“我们生活在这个幸福的时代，有多少事需要我们来学、来做、来写啊！所以必须孜孜不倦，加强学习，提高自己，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否则就自甘落伍了。”
1958年“大跃进”，父亲亲自率领西师的学生到四川綦江县大炼钢铁，并坚持和同学们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接着，他们又转向了农业战线，支援秋收。綦江县给他们下达的红薯秋收指标是52万斤，但实际只收了25万斤。父亲安慰同学们：“你们很辛苦，参加劳动是体力和意识的锻炼，在劳动成果上没有丰收，但在思想体会上有丰收就行了。”他不给同学们泼一点冷水。他也从不整治人，相反他在运动中总是想方设法尽量保护无辜的人。
1959年在党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反左”变成了“反右”。很快，全国自上而下在党内开展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那些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刮“共产风”、学校正常教学秩序被破坏等现象提出质疑的同志，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被大力批判，父亲对此很有看法。
女儿孙冰回忆父亲孙泱
在省市会议上，西师的副院长姚大非同志挨了批评，回到学校之后，姚大非心情不舒畅。父亲就立即和我妈妈一起去姚家看望安慰姚大非，和他谈心，劝他宽心，他们还一起回顾了彭德怀同志的历史功绩。我父亲对彭老总也非常崇敬，对彭老总很有感情，对当时批判彭老总是想不通的。姚大非和我父亲的思想是一致的。
也许正是由于这次的探望，更加深了父亲和姚大非同志之间的友谊。1978年，在组织为孙泱召开追悼大会时，姚大非和妻子徐明两人专程从四川赶来参加，沉痛地哀悼父亲。
父亲具有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并严格要求全家， 他被调到重庆西南师范学院后，学校将一栋小洋楼的一层分给了我家，但是父亲觉得太大，只要了其中的三间房，另外的房间让出来做了招待所。我们一家人基本上都在食堂打饭吃，父亲一向主张生活越简单越好。
小时候我们三个孩子都被送进了幼儿园。父亲认为这样对我们有好处，不会那么娇气，对我们的成长锻炼是有利的。他很爱我们，也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和善良朴实的人格。但是我从小调皮捣蛋就是出了名的，父亲却总是责备自己，没有对我尽到教育的责任，把我宠坏了。
1959年到1960年正值困难时期，当时的重庆什么副食品都买不到。西师食堂三顿饭中只有一顿饭加青菜，同学们常就着盐和酱油吃饭，我爸妈也都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得了浮肿。
在困难面前，父亲依然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他说：“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比较艰苦、比较困难的时期，不仅是我们，而是我们整个国家。但是熬过这一困难时期，对我国，对世界，都是有重大意义的。”他劝我妈妈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上都要充满信心，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去面对，战胜困难，迎接以后的好日子。
1962年，孙泱写给朱德总司令的信
1962年，朱德同志到成都视察，提出让我父亲去京为他整理传记。父亲考虑后回信说：“朱总司令，想到您忠心耿耿为党工作的一生，我只能义不容辞地接受您委托的任务。漫（莫）说一两年，如果工作需要，三五年我也应该拿出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又调来北京，在党中央办公厅四组工作了两年。1964年，父亲调到人民大学任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兼政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