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孙泱追悼会
1978年8月，中央决定让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我们日思夜想、梦寐以求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中国人民大学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孙泱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为他昭雪洗冤，对他一生为革命做的贡献也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很多中央首长、市里领导以及孙泱过去的老战友都来参加了追悼会，这对我们全家来说是极大的安慰。
但是，我们深感遗憾的是孙泱尸骨无存。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孙泱和孙维世兄妹俩只有遗像没有寄存的骨灰。我们去扫墓时，只能望着遗像默哀。
孙泱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投身延安，参加了革命，从此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他转战在硝烟烽火之中、枪林弹雨之下，最后幸存了下来。没想到解放后，他正值年富力强，正准备为国家的建设出力时，却在“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运动中惨遭迫害，英年早逝，成了时代的牺牲品。
1980年11月20日——1981年1月25日，“四人帮”终于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声讨审判。在公审江青的大会上，特别法庭也控告了江青诬陷迫害孙泱的罪行，明确指出其罪恶目的是陷害朱德委员长。
罪魁祸首已经被声讨惩办，为我们家伸了冤，报了仇。可是孙泱到底是怎么死的，江青在中国人民大学是如何将孙泱置于死地的，至今仍然是个谜。
这个谜底不揭开，我的心里永远不能释怀。孙泱的惨死，带给我的是在有生之年里永远的创伤和悲哀。
在孙泱去逝之后，郭影秋校长曾在几个不眠之夜里，写了两首五律，压在心底十多年。当孙泱昭雪平反之际，才拿出来给我们看：
一
跃跃林中雀，然可陷惘罗？只因输两面[⑧]，随使堕千河。泣血青天隔，触笼黑手[⑨]多，轮回如可气，来世转韦驮[⑩]。
二
相识只三载，分飞各一方，交心诤信任，夜话见肝肠。
沉痛听哎哟，横眉藐暗枪，如磐风雨夕，早晚现阳光。
女儿孙冰回忆父亲孙泱
我父亲去世时，我还不到13岁，对父亲的回忆一部分来自自己的记忆，另一部分是来自我长辈的叙述。
父亲原名孙宁世，是四川省南溪县人，1915年出生在一个有革命思想的家庭里，他是一个典型的受共产主义、共产党教育的理想主义者。
爷爷孙炳文同朱德一起参加革命，1922年在德国由周恩来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旅欧支部的领导成员，后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回国后，爷爷先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后方留守处主任等职，授中将军衔。1927年，爷爷在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期间被捕，在龙华英勇就义。
朱德总司令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哭并悼文道：“炳文同志革命意志坚强，以民族民主革命的锐志而走到无产阶级的战士，是一贯的革命精神。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深通历史及文学、哲学，最后在留学德国时研究马克思主义最有心得成果，并影响一批前进青年加入革命。平时生活最能刻苦自励。凡接近者均受其模范激励而有所整作。对敌人是疾恶如仇，有灭此朝食之慨。对同志是爱护备至，情同手足之感”。
我奶奶任锐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来在共产党组织的关怀下，将奶奶及几个孩子都接到了延安，她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党中央工作，并受到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关照。在延安大伙都亲切地称他 “妈妈同志”。
由于任锐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早年就读京师女子学堂，文化水平高，又在抗大和马列主义学院深造过，林伯渠请她担任陕甘宁边区中央政府监印，掌管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监印，当时政府所有重要文件，都送经她审阅加印。1949年她积劳成疾，不幸病逝。她的墓碑上周恩来亲笔题字：“妈妈同志”
报道奶奶任锐的文章
我的小叔孙名世，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牺牲。我父亲孙泱和我大姑孙维世（周总理和邓颖超的养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而死。
在近代中国历史斗争的几个阶段中，都有孙家的成员为奉献了自己的生命。这个家满门忠烈，他们为国为民贡献了所有的一切，包括自己最宝贵的生命。
父亲孙泱自幼就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爷爷被捕时，国民党也把父亲抓了去，那时他仅仅是个12岁的孩子，迫于舆论压力，蒋介石才没加害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父亲所在的中学成立了抗日救国会，他被选为宣传部长。为了抗日救国，他动员同学们罢课，组织同学们进行示威游行，带领同学们参加群众大会，结果被学校开除了。
后来，父亲考入上海光华大学外文系，插班到二年级学习。1934年，他怀着求知救国的理想东渡日本去投奔父亲好友郭沫若。到日本后，他进入东京明治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
1937年，日寇发动了“卢沟桥事变”，父亲得知消息，毅然放弃即将毕业的学业回到中国，由周恩来同志介绍到了延安参加革命。他说：“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中国人即使远走天涯海角，也从不会忘记养育自己的祖国。当祖国有危难的时候，为了挽救民族，中国人都会挺身而出报效祖国。”
父亲孙泱于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在太行山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工作，担任朱德总司令的政治秘书，又跟随朱总司令转战太行山区，出入于硝烟烽火之中。父亲还和黄华同志共同执笔为朱老总写了《论解放区战场》一书。
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嫩江省委秘书处处长、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委员，东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文化部部长等工作。
1951年抗美援朝时，父亲写的长诗——《志愿司机手》在《东北日报》上发表，并由东政文工团配乐朗诵。这首诗对抗美援朝，鼓舞士气起到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后来，父亲又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长诗——《祖国，我的母亲》，诗歌歌颂了伟大的祖国，抒发了对祖国的满腔热爱之情。
我父亲认为，热爱祖国就要热爱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热爱社会主义的无限美好前途，就要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国家争挑重担，所以无论组织上分配给他什么样的工作任务，他都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完成。他能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很快熟悉掌握业务，挑起工作的重担。
1952年，中共中央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任父亲孙泱为计划委员会军工局局长、动员计划局局长、研究编译室主任、计委委员等职，编写了第一个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年计划》，并派他到苏联学习计划经济。
女儿孙冰回忆父亲孙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