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北房中间是客厅，父亲住在左边的套间，母亲居住在右边的套间，我们兄弟几人忐忑不安地回到各自的房间。到了晚上十点多钟，突然听到母亲在大声喊叫我们：“你们赶快过来，你爸爸不行了！”我们即刻赶到父亲的屋中，当时父亲已经，没有了丝毫生命迹象。天真的要塌陷了，顶在南家的头顶上，越来越重、越来越没有喘息的机会，似在奏起通往天堂的序曲……在这之前，母亲特意嘱咐把父亲的安眠药早点收起来，虽然我们这边都会按时把药放到别处，但还是抵不过父亲自己藏起来一些，在他出事前估计也服用了安眠药才可以入睡吧。
父亲这次服用过量的安眠药，难道父亲已经觉得自己不行了？此时在父亲办公桌上的手表下压着一封遗书，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后，觉得问题真的是太过严重了，父亲在遗书上告诉母亲：“我已经精疲力尽，实在坚持不住了，你要率领儿女们坚决在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革一辈子命……”最后写道让母亲把这封信转交给周总理一阅。“轰——”的一下，母亲的脑子顿时懵了，拿着父亲亲手写下的遗书不住地颤抖，眼中有晶莹的泪。我们即刻把北京医院的医生紧急呼唤到家里来进行抢救，医生看过只是摇着头，沮丧地说不出半个字。兄弟几个人中有坐在地上的，眼神空洞，一个劲地摇着头：“不，不，不会的，不会的……”我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被撕碎的心平复下来，当时我是这屋子里年龄最大的孩子，握着身旁弟弟们的手：“赶快通知一下大哥、二哥！”然后母亲让老六、老七把这封遗书送到国务院交给周总理。哀伤弥漫着整间屋子，有哭泣，有悲喊，有失落，有空洞……1967年1月27日的夜，一切都太过寒冷，但是，全家兄弟姐妹们都紧紧团结在母亲周围。外地的也都赶回来了。
老六和老七哭着赶到国务院时，周总理没有在，几个副总理倒是在办公，于是就把信交给了陈毅和李先念。当时陈毅震惊万分，抚平了一下情绪说道：“尸体不要动，化验一下。”后来南家的人全部聚集在父亲的屋子前，忍着心碎的悲伤，收拾着父亲生前的东西。
家中的一系列打击
父亲的去世是家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的最重大灾难，造反派在批斗父亲前就曾经抄过我们家，当时我和妻子与父母同住，有一天造反派突然就闯进家里，到主卧室把父母亲的箱子撬开，其实他们是想拿家里的存折，心想父亲这么大的官肯定有很多的存款，贪婪的他们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但是令他们失望的是，没有任何的存折，造反派气极了，他们把整个家里都搜遍了，还跑到我与妻子居住的西屋，把妻子龙珠的箱子很不客气地也撬开了，顺手抄起她结婚时穿的礼服，就头也不回地走了。造反派对于在南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很是不甘心，便跑到市里的好几十家银行去查户头，看看到底有没有南汉宸或王友兰的存折，结果依旧什么都没有查到，一分钱都没有捞到让他们气急败坏。
其实这个结果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长期以来家里的经济状况都非常紧张，造反派是查不到父母亲的任何存折户头的。他们这辈子养育了11个孩子，兄弟姐妹生活学习都需要花钱。记得我刚刚从苏联留学回来，那时每个月的工资是78块钱，结婚前一个人花不了这么多，当时还可以每个月接济一下家里，毕竟底下还有那么多弟弟妹妹要读书呢，仅仅靠着父母的那些工资是不够的。我结婚后，父母就不再让我接济家中了，他们说：“你也有困难，龙珠那儿还得上学，还要1年才毕业。”所以自此我便把余钱用来供妻子念大学，给家中的接济暂时算是中断了。
其实就连我结婚时在莫斯科餐厅摆的酒席，都是向学校工会提前预支的，当时工会主席说什么都不相信我连200元的订饭钱都没有，还是我再三向他说明家里的情况，才最终批准的。后来我们有了孩子，家里的花销也大了，母亲一点一滴地算计着过日子。那时弟弟妹妹有的刚刚参加工作，有的还在读书，给不了家里很大的经济支持，所以家中的生活一直都不宽裕。
后来国际贸易促进会的造反派还组织过一次名义上的展览，当时还通知了我们兄弟姐妹工作的单位，让他们的领导和同事都来参观这次“展览”，举办当天他们腾出了好几间大屋子，摆放了许多“战利品”。当时我们还奇怪，家里的东西他们没有拿走很多，怎么却展出了那么多的东西，不过我们都没有去，后来还是听别人跟我们说：“看到的东西可多了，屋子里面有漂亮的地毯，崭新的红木家具，还有华丽的服装。”当时我们就泛起阵阵的莫名其妙，这都是哪来的东西？这哪里是我们家的东西？母亲点破了我们的困惑：“别看了，是做假的！”这下我们才恍然大悟起来。有的人在看完那个“展览”后，真心地告诉我：“要想搞臭你，他们手段多得很，你们也别放在心上。”
我们与父母住在一起很长时间了，从来都没有看到母亲拿出什么贵重的金银首饰、皮鞋、国外的服装，但偏偏这些却在“展览会”上莫名其妙地出现了。实际上我父母每年差不多出一次国，身上穿得都是按照国家规定每四年发一次制装费所做的衣服。以前父亲是做高层统战工作的，经常需要接触一些高层人物，当时父亲兼任几个国家单位的党组书记，所以根据工作需要才分配了现在这套比较好的房子，两套院子中一般前院接待寻常公事，后院接待重要宾客。现在父亲去世了，所有的栽赃陷害统统如炮火般袭击整个南家，我们被赶出了生活多年的房子。
与此同时，1967年下半年，造反派已经开始调查我与母亲，当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依旧沉浸在这突如其来的连环打击中，父亲的死，母亲的悲伤，房子被没收，经济来源的逐渐减少，到1968年母亲的工资被扣发，每个月只有50元的生活费，心里的痛太多太多了，但是我不断地告诫自己，要坚强，要挺住。
批斗的心酸
从1967年2月到1968年初，我的日子过得还算是相对平静，没有遭受太大的冲击，实际上造反派已经在暗中对我进行一系列的调查了，一直到1968年四五月份他们才从暗处转移到明处。
突然有一天，学校的广播里通知：“全体师生员工都到大礼堂开会，批斗反革命分子南新旭。”当时我还奇怪万分，瞬间明白了过来，原来他们早在暗暗调查我了。于是，有几个人把我一路押到了一个大礼堂的台子上批斗我，学校书记和院长一块陪斗，造反派当即毫不客气地宣布我莫须有的“反革命”罪行：“第一条，攻击毛泽东，攻击江青……”一共念了八条，其实这只是高潮前的简单序曲，算是简单的批斗。后来开始“系统性”的批斗，把我的“罪名”一条条罗列出来，逐一详细地公开批斗。其实当时我的“罪行”就是在运动初期，与党内的一些同志议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的事情。
从1966年到1968年，学校在这段期间因为“文化大革命”运动都停课了，学生不再待在教室中认真听课，有的跑到外地去跟着煽风点火，有的就把我弄到教室去不断地批斗我。1968年夏天我被造反派以“反革命分子”的身份抓到他们私设的牢房内，当时一个教室里被关了8个人，全是学校的“反革命”学生、工人和老师。此时的教室已不再“质朴”，四周全部用了一根根粗粗的铁杆焊接成牢笼，在铁门的上方留有一个可以随时开关的小口。门外的看守人员都拿着那时的“新发明”——钢丝鞭，这个东西里面是用钢丝做成的，外面套一层胶皮，抽打在人的身上会内出血，但不会皮开肉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