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做毕业设计时，学校提出不要虚拟的题目，而是要真刀实枪地进行设计。他们提出这个做法后，我们学校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好，遂也逐渐学习与改变。过去的毕业设计就是假定一个理想参数，从而设计一台挖掘机的斗子容量、各个数值，而且底盘和发动机都是需要考虑的方面。但是自从这个想法产生后，就要结合工厂的具体情况来实际定位，从而更好地解决生产问题。于是我也帮助学校联系了水利部下设的吉林水工机械厂、上海的水工机械厂，让学生能有所具体的体验。
1965年上半年，我把系里的教师分成两组，分别带着一个班30名学生来到了吉林水工机械厂，要求他们设计出能够在大型隧道里使用的除渣挖掘机，这与水电部当时隧道规模大有莫大的关系。当时最大的隧道直径可达10米，现有的挖掘机进去是无法展开工作的，所以需要一种新型的短臂挖掘机，它能够很好地进入隧道，把里面挖出来的渣土运送出来。
当时上海水工机械厂负责生产隧洞掘进机，它是专门用来挖隧洞的。过去都是用风钻在石头上钻眼，然后把炸药放进去，爆炸后再进去除渣。但是现在上海水工机械厂却要把这一系列的工作合二为一，我们学校受到委托负责协助这个设计任务。当时机械厂一方面寻找熟练的木工做出模型，另一方面由教师带着一个班的学生进行设计。不过水利部的领导最终采用了上海水工机械厂的设计方案，学生则在一旁协助做一些细节工作。
“五反运动”
建国初期，一些不法分子为了牟取暴利，利用抗美援朝的机会，在国家机关内部寻找代理人，大肆进行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活动，严重地腐蚀了干部队伍，破坏了国家的经济建设。为了打击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破坏活动，从1952年起国家开展了“五反运动”，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这个运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1964年，在我们学校校内也开展了“五反运动”，并把每个人对运动的贡献纳入考核里。
半年后，学校党委办公室主任郭忠向市委大学部汇报了我校开展“五反运动”的情况，然后市委大学部与水利部交换了意见，认为学校对于这个运动完全是走了一个过场，没有认真开展运动，有必要进行“三反”的补课，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于是就从水利部的两所高等院校中抽调出两个副院长、一个干部学院的党委书记和部分工作人员进驻学校，给学校的党员干部进行补课，而且党委要找每一个党委委员进行深入的谈话。经过一系列的“补课工作”后，最终由工作组对主要负责人做出结论性的意见，这件事才就此完全落幕。
在“补课”前，水利部对一些干部进行了部分调整，原工程兵政治部机关党委副书记陈超雄调到我们学校就任党委副书记，水利部调王景任为常务副院长。“补课”结束后，又调来两个人，一个是担任副书记的李峰，一个是任职副院长的姜珊。
由“五反运动”起因的补课任务让学校受到了很大影响，在那样特殊的年代，我作为党委委员，抓政治工作占据了大多数的时间。
下放到大兴榆垡搞“四清”
1965年5月，学校根据市委的精神，从学校里抽调出一批干部和学生，到农村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被称为“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这次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指导思想正是用左的眼光看待农村的形势。
当时从学校的干部中抽调出两个系的负责人，即水利系党总支书记苏亮和身为机电系党总支书记的我，当时我带领着一些教师和学生来到了目的地大兴县的榆垡公社。此时我妻子刚刚生下孩子不久，正是需要我照顾的时候，偏偏我还被下放到农村去工作。到了那里，我被任命为榆垡分团的党委委员和石垡村的工作队长，同年6月我们这个学校工作队才到了石垡村。为了集中人员方便工作，村里的人给我们腾出来一个四合院，工作队当时有二十多个人，我们就按照上面部署下来的任务，把干部和学生分成四个小组。石垡村有600户村民，四个小组便把他们分成了四个部分，各组负责一个部分的村户。
工作队长兼支部书记的我就到各家去走访，发动群众，但到了实地经过一番造访，我觉得上面领导介绍的桃源大队搞“四清”的经验有些偏执，怎么进村，怎么发动群众，如何夺权，他们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了。他们说：“一定要选择真正的贫下中农，一定不能去通风报信。”把一切都搞得太过神秘，有些草木皆兵的感觉，现实没有那么糟糕。我们最先做的就是发动群众，首先到贫下中农的家里轮流去吃派饭，当时也规定了不能吃肉、鱼、蛋，农民平时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不能有特殊照顾。那时石垡村的老乡每天都吃些贴饼子和咸菜，我们就跟着吃这些，有的老乡知道我是工作队长，会特意包一些素菜馅的饺子，一个学生跟着我到老乡家吃饭的时候就会说：“这种花样的东西，你的伙食怎么和我们不一样啊？”我当时就笑了，觉得这些老乡真的没有必要这么做。
每个月的月底我可以回家一趟，看着3天的时间其实在路上就需要2天的功夫，那时从石垡到市里，我每次都差不多要骑7个小时的自行车，往往到了家门口腿都感到麻木了，然后在家待上1天，再这般折回。那时候正值壮年，骑上几十里地也不会觉得很苦。
进村半个月后，我们按照上级的相关指示，召开了全村大会，做“四清运动”的动员报告，把我们这次下来的目的、做法给村民做一个交待，发动贫下中农对村干部展开揭发行动。初期对于发动群众我们着实费了些周折，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访贫问苦，让大家忆苦思甜，回忆旧社会的苦，想想新社会的甜。结果每个小组的负责人回来都向我抱怨：“我们组织不起来。”当时我还有些不解，可负责人们却说：“忆苦，村民们一开口就是那几年的自然灾害，怎么吃不上饭，饱受饥饿。”这完全与上级交代的精神偏离了，于是让他们重新到各家去发动。其实，这主要是已经解放这么些年，村民们记得都不是很清楚了，印象特别深的是前几年自然灾害的事情，这就需要我们这些干部去帮助村民忆苦思甜，声讨旧社会，赞美新社会，提高自身觉悟。
石垡村虽然挨着河，但是由于田地地势较高，哪怕到了雨季河水也是淹不了田地的，这里的地都是沙质土壤，属于低收成类型。于是为了相对提高收成，我就想办法让他们在田地旁打井，从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地下抽出地下水来浇灌，这样就将沙质土地改成水地，收成自然就提高了。与此同时，我还把学校的钻井机调到了石垡村，让专业的工人师傅帮助村民打井。
后来在工作队的分团团长党委会上，我把自己的这些做法汇报了上去，他们都觉得这些方法很不错，可以应用到广大的农村中去，帮助村民解决生产上的问题。在石垡村工作了1年多的时间，1966年6月我们突然接到上级指示，命令所有工作队马上返回原单位，当时并没有说清撤回的原因，于是在不解中，我们一干人等就这样离开了石垡村，没想到，等待我们的却是噩梦的开始。
揪心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掀起，而且一开始就来势凶猛。同年6月，当时我在乡下还没有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接到学校让我们急忙赶回的消息。高等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是由北大和清华最先发起的，等到我们赶回学校的时候，辩论大会已经开过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