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提审的时候，他们经常会找来身体强壮的造反派挥舞着钢丝鞭，打开铁门呵斥着说道：“某某某，出来！”他们不说任何理由见人直接就打，大家真的被打得很惨，当时有一位数学老师被打得不行了，看到那些拿着鞭子的人就吓得不断地哆嗦。当时我们都睡在铺着薄垫子的地上，那个老师挨着暖气睡，记得他有一次被提审时，实在是不想去受罪了，便狠狠地把自己的头往暖气上撞，结果造反派生气了，几个人拉住他就往外拖，生命就这般被他们践踏。
有一次我被造反派拉去提审，结果走出去一看，找来的是水工系的学生，我不知道他具体的名字，只知道他是一个力学教研室的老师带去的。当时他很严肃地问我：“你当系主任的时候，为什么要包庇力学教研室的主任？”我当时就觉得十分无聊：“我没有包庇她啊！”那个学生听后十分愤怒，一个劲地说道：“你还不老实！”其实事情被他们曲解了，当时处于国家困难时期，那个力学教研室的主任被学校派到上海去进修，她在上海的百货商场有机会买到一些衣服回来，这在当时影响很不好，我们在党小组会议上批评了她，一遍又一遍地让她做检查，她因为实在受不了而变得精神有些不正常，有一次在食堂外面她当着许多人平躺在地上，她的家人急忙过来劝慰她说：“老南都过来了，赶快起来吧。”我也上前帮着把她扶起来。
就因为这样，现在造反派拿这件事来抹黑我，当时我穿得特别少，他们让我跪在冰冷的水泥地上，非让我承认自己“包庇”的罪行，一边还威胁我：“不老实，好好教育教育他！”于是旁边就有几个帮手把我的背心趴了下来，蒙上我的眼睛，然后把自己的皮带解下来劈哩啪啦地抽打在我身上，我就这么忍着，后背被抽打得都是血印，等待着他们发完疯。直到他们解气后，对我说道：“滚吧，我们有空儿还来找你！”就把我拖回了牢笼中。
后来石垡村来了三个代表，他们分别是贫协主席、副大队长和村团委书记。他们指明要看我，但造反派根本不理会，双方就争执起来了，最终达成的协议是见面不能超过10分钟。于是我被单独放到了一个屋子里，他们进来以后，贫下中农协会的主席握住我的手便说道：“我们代表石垡村全体贫下中农向你表示慰问，你一定要保重身体，我们石垡大队的贫下中农支持你。”话说得不多，但是足以让当时饱受创伤的我感到温暖万分。
其实这些都是我曾经在石垡村工作成绩的见证，那么多村民都冒着危险来看望我，对于我来说着实是莫大的精神安慰与支持。石垡村的老乡没有忘记我曾经对他们的帮助，他们的农业收成在1965年翻了一番，达到了每亩四五百斤，这在当时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村民们不再担心来年饿肚子了，但现在不忍心看看我们这些曾经帮助他们的人，却被带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批斗的心酸
1968年8月，军宣队和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于是造反派就组织我们这些人开始学习，每天固定时间集体学习“老三篇”[12]。当时我因为年轻记忆力很好，“老三篇”的内容基本上可以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也因此少受了造反派的许多训斥。我就这样一直接受着“革命”教育。与此同时，妻子龙珠已经怀孕几个月，即将生第二个孩子，可是因为长期的精神折磨和家里的事情繁多，龙珠的身子已经很不好了，在怀孕期间得了心肌炎，后来严重得需要住院治疗。我得知以后心里万分着急，经我恳求后，在造反派的老师和学生的带领下，来到医院看望龙珠。结果医院的人听说我是“反革命”正在被关押，都不再与龙珠有过多的接触，医生、护士能躲就躲着，让她拖着怀孕的身子却得不到很好的照顾，着实让我的心冷到了极点。直到1969年初，我才被放了出来，此后我以“自由人”的身份开始参加学校系里的活动，但是造反派还是没有放过我，又组织全系教工大会，听取我的认罪独白，进行自我批斗。另外还组织两个教研室单独召开小型批判会，对我进行逐一批斗。一直到同年5月初，我才与其他老师一同带着学生，到工程机械修理厂去进行为期2个月的实习活动。
学校搬迁
1969年8月，学校接到上级通知，要求学校搬迁到河北省岳城水库，于是学校组成一支二十多人的“前线”小分队去各地学习，并把我也安排在其中。同年9月，我们这支小分队出发了，带队的是时任院长王景任，他是造反派一方的支持者，由此便从原先的副院长升为院长。当时为了方便开展工作，把队伍分成了几个组，我在的这一组负责教育革命方面的工作，与我同一组的有尹双增、王克修、窦以松，有的人戏称我们为“四条汉子”。我们打前站到了河南省最穷的林县，在那里参观了叫做红旗渠的人工渠，这条渠都是在山上的岩石上开凿的，技术含量本身不是很高，主要是去那里学习红旗渠的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
在随后的日子里，学校大批的学生和老师也都下来学习，分散在几个村子住下。过了几个月，我们这支“前线”小分队转移到河北岳城水库，它位于河南、河北两省的交界处，这才是我们此行的最终目的地。岳城水库是一个用土坝建成的大型水库，土坝非常长，周围的房子坐落得比较分散。在那里我们把学校的用房提前安排好。我依旧待在机电系的编制内。当时按照部队的建制，机电系下设两个连队，每一个连一个食堂，当时机电系下设的是工程机械连和水能动力装置连，简称“工机连”、“水动连”，系里的革命委员会主任由军宣队的一个干部来担任，我则被任命为副主任。
第一次招收学生
1970年，学校搬迁去河北岳城水库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于是我们开始招收第一批学生。当时来的都是由组织推荐来的工农兵学员，教职工敲锣打鼓地把这些新学生迎接到学校，然后开始了新一年的教学任务。但是在上课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这些学生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从小学文化程度到高中毕业生有，年龄从二十岁到四五十岁。老师们面对这样的情况也没有太多的牢骚，依旧一丝不苟地每天给他们上课。其实在那样的岁月里，我们这些老师多半是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对象，对于现在这样安稳的日子也便不再奢求什么。
当时有个宣称自己小学程度的念水工系的劳模，其实他什么字都不认识，完全是文盲的水平，我们的老师只能单独给他补课。这种情况当时在学校里属于常见的现象，这些人岁数一般都不小了，再加上又是文盲，我们在辅导他们时也不会说什么，其实这样的班级是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教学的，但在当时任何高校都是这种情况，工农兵翻身做主人，一样应有享受教育的权利。虽然处于这种畸形的生存境况，但是不会有人说什么话的，大家依旧每天做着同样的事情，所以许多难题就留给了学校，高中毕业的学生基础虽然好一些，但是他们由于长年在农村和工厂劳动，高中时期学习的课程早已忘记不少，念大学的基础也是比较薄弱的。另外学校当时是在工厂或是农村“开门办学”，老师一般是学校和工厂两边忙，即讲课和向工人师傅学技术。当时我与军工宣队在交流思想时，他们说在邯郸地区找个厂子就可以开门办学，可我却认为从事工程机械专业，应该到这方面比较集中的地区，比如天津、上海等地就十分对口，于是我当即大胆提出了这个想法，没想到这件事马上遭到军宣队的批判，事情一直延续到学校换了新领导，依旧揪住我这件事情不放，批判依旧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