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还没有明白怎么一回事，也不是很清楚台上的一帮人到底在辩论什么，后来才清楚其中一方认为学校党委是革命的，另一方则认为党委是压制革命的。因为我自身是党委委员，就选择了党委是革命的一方。当时支持党委一方的人被认为是“保皇派”，认为党委是压制革命的一方则称为“造反派”，这两派在当时十分对立。
不久水利部就派出了二十多人的工作队到学校，工作队的队长是水利部的司局级干部叫李素文，她是位老革命干部。当时她就说：“还是要从教师、职工、学生里面选出一些人来，组成‘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小组，我们是帮助你们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你们自己先推选一些人。”结果学校推选出我、一个保卫科科长与七八个同学，由学生王建平担任主任，甄志强任副主任，由此组成了革命委员会来开展相关的工作。
但不久后上面的领导便下来通知，说工作队犯了错误，决定将其全部撤回，结果全校的运动便由我们革命委员会接手。在此期间，学校又成立了红卫兵、红旗红卫兵，其实就是另一种形式的两个派别的对立，红卫兵属于“造反派”，红旗红卫兵是“保皇派”，当时把党委的一位资历最老的副院长揪了出来，还有一些中层的领导干部，在他们的脖子上挂上大牌子令其在学校内游街，然后到大礼堂去开批斗大会。当时我们革命委员会还在研究工作队撤走后的工作安排，没想到就得到通知：“红卫兵、红旗红卫兵两派已经在礼堂批斗上了。”
当时台子上一共揪出了一二十个人，把他们定为“黑帮分子”，其实也没有什么标准，弄得很糊涂，就胡乱给人家安上了这个罪名。我们在会上想要制止这种疯狂的行为，但也不知怎么制止，于是我就给革命委员会的主任王建平出了一个主意，叫主任上台去讲一下：“大家的革命热情是好的，但是我们要批判走资派，还是应该有一定的准备，大家先回去，然后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再研究。”没想到说完这番话还有些效果，礼堂的人渐渐地散了，但是被挂牌的那些人是不可以就这么走的，于是几个学生就拿着大木棒，威胁着说道：“这些人都去劳动改造！”学校就给他们找了些活干，算做“惩罚”了。
局面一天比一天混乱，我心里着实没了底，于是把情况回家跟父亲谈了谈，父亲听后脸色十分严肃，毅然让我退出这个革命委员会，他说：“你马上回到学校去，宣布退出革委会！”在我的印象中，沉稳的父亲从未流露出如此怒气。当时也没有其他办法可行，于是我就回去提出了退出的打算，结果革委会里的其他人也有这样的想法，就写出一张公告张贴了出去，把革命委员会解散了。
其实当时的情况十分混乱，谁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让干什么，底下的老百姓就跟着干什么，说来也是一种人生的无奈吧！在“文革”初期，北京市人事部门指使下级人事部门秘密做了一张“黑名单”，结果事情被造反派揭露了出来，这下造反派底气十足，抓住院人事科长就询问最终详细的名单，然后把前水利部部长也找来了，造反派拽住他就说：“搞群众的黑名单，他这样的该不该开除党籍？”当时前水利部长也十分冷静，只是缓缓地说道：“我们还要再了解一下情况，如果确实有这个名单，那么做出名单的人的行为就是错误的。至于他的党籍问题，应该由党组织来决定开除与否，现在是群众大会。”话语虽然说得丝毫没有漏洞，但造反派怎么可能就如此轻易罢休，他们不停地喊着反对的口号。
最终让学校党委的每个委员都表态，当时我是最后一个上台的，因为我发现从书记到其他委员都同意开除党籍的做法，于是我也跟着上台了。然后便在校内展开一系列的批斗活动，后来闹得越来越过分，闹得全北京的学校都差不多一团乱。
在我的印象里，“文革”这股风是由高校刮出来的，然后再慢慢地往外扩散，到1967年批斗的活动愈加升级，不仅搞批斗，而且夺权也渐渐成了风，从上海一直蔓延至全国，一些老的书记和省长被揪了出来。
很多事情都不再通过政府直属的领导单位，而是直接通报到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就是后来的“四人帮”，总之全国上下当时是乱了，很多事情都没了章法。当时包括我们学校也闹得停了课，我们几个关系比较好的老师也表示不知希望在何处。
揪心的“文化大革命”
1967年1月，全国各地的“夺权”风潮愈演愈烈，我父亲当时在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工作，在这之前父亲一直受到林彪和江青的不断诬陷和迫害，当时周总理也曾为父亲申辩过：“国际贸易促进会不能夺权，南汉宸是毛主席路线上的人。”但是也无力扭转当时的恶劣境况，不久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也闹了起来。
父亲的去世
1967年1月27日前夕，对于我家来说噩运最终降临了，当时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在康生和陈伯达的指使下，让造反派揪出父亲，开始对他进行严酷的批斗。他们从群众性的批判大会逐渐升级到“喷气式”的挂牌大会，就是将被批斗的人的胳膊拧到背后并让其弯着腰，在脖子上挂上“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醒目大牌子。我清晰地记得他们在父亲的名字“南汉宸”上打了一个巨大的叉子，然后给父亲带上高帽子，并将身心俱疲的父亲用大卡车拉到大街上游街示众。当时国际贸易促进会在西单大楼里，他们拖着父亲在大卡车上从西单一直游街到农展馆，然后又折返回来，在游街之前，父亲被这些造反派折磨了四五天。其实在他们准备下手前，我们一家的生活没有出现任何异常，当时我在学校的情况也不是十分乐观，但是依旧坚持每天都回到家里，与自家兄弟聊一下父亲的情况、他的身体怎么样。有一天突然觉得十分不对劲，于是我们赶快把父亲送到北京医院。没想到的是，在医院没有治疗几天，便突然被造反派揪去批斗，本来身体就很不好的父亲，在这之前每天都需要服用很多的安眠药才可以入睡，经过他们那几天非人折磨，身体一下子就彻底垮了下来。当时父亲已经七十多岁了，而且二十年来有着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病，这寻常人都受不了的身体和心灵的批斗，他一个带病的老人怎么可能挺过去！我得到消息时，父亲已经被游街五六天了，当时造反派就在车上大喊着：“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南汉宸！”父亲早已被折腾得走不了路了，是被人架着才回家的，父亲一脸被病痛折磨的样子，却没有流露出任何软弱，像是执拗着最后一丝镇定和坚强。
1月27日晚，虚弱的父亲吃了些饭，连帽子也忘记带上就穿过自家的院子回到客厅坐下。过了一会儿，妻子龙珠给父亲量血压时，由于心跳间歇时间太长，已经快要测不出他的血压了，父亲病得很重，往日的精气神早没了踪影，但却显露出一副平静。我们急切地抓住父亲的手，努力想去证明父亲没有事情，父亲不会出事情的，与此同时，连忙询问他：“您还是今天去医院吧！”话语中带着微微的颤抖，似在祈求，似在验证。父亲只是痛苦地强笑着，并慢慢地摇着手说：“没有关系，我睡一觉就好了。”我们没有强迫父亲去医院检查，因为前几天父亲在刚刚住院时，被造反派生拉硬拽出医院，所以父亲不想再次受到那样的对待。于是我们兄弟几人相互点头：“那大家都不要去打扰父亲了，让他老人家早点休息吧！”便蹑手蹑脚地走出了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