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革命”时期的记忆
事情果真就如我说的那样，他们到了村子里什么东西都没有，最后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原先还能吃上些咸菜和窝头，后来供应出现了短缺，学生们时常吃不饱，于是在村子里闹了起来：“当时听南主任的话就对了，我们不在这儿待了，回学校吧。”这样，学校不得已又把这一批学生带回了学校。
为父移陵
1975年夏，我请假到北京与家人团聚，但还未与家人多说上几句话，就突然收到邯郸校党委要召开大会的通知。于是，我只能匆匆忙忙折回邯郸参加党委会议。
会议一开就是几天的时间，我像往常一样认真的在会议上做笔记、听报告，但我突然又收到来自北京家中的信，当时我感到很疑惑，怎么家人突然给我寄信？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我打开信一看：“中央决定为我父亲举行移陵仪式”。这样敏感的字句出现在我的眼前，顿时我的手颤抖得愈加厉害。我明白这不是简单地让父亲的遗骨得以安息，而是向所有的人证明父亲是清白的革命者。
其实，父亲的骨灰盒一直暂放在家中，因为他去世时“四人帮”的阴谋还未被揪出，而那时被扣押上“反革命”身份的父亲，其遗体是不允许进入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的。
现在中央要为父亲移陵，就是在向世人昭告，父亲是清清白白的革命烈士，是为国家奉献一生的忠诚者！我手持着家中的信件，在彷徨中逐渐恢复正常，于是我即刻请假赶回北京。然后赶到八宝山革命公墓时，我亲眼看到了胡耀邦、王震、廖承志、姚依林……当时这些领导在中央党校学习，他们听说移陵的消息后，各自打了招呼：“南汉宸要移陵，咱们一起去吧。”中央没有硬性的要求，这些领导们是以一颗真诚的心来告慰父亲的。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贵宾室接见了我们一家，母亲在旁边为王震等领导一一介绍我们。此时，我看到母亲笑得那样美丽与动人，我想母亲终究放下了沉积在多年的心病，父亲的灵魂终于得到了安息！
“文化大革命”时母亲被下放的故事
“文化大革命”期间，自父亲含冤逝世后，家里就开始了命运多舛的岁月。于我，是批斗、关押、下放、劳改，而母亲也没有逃出被批斗的厄运，好似一个惊天恶浪，就把曾经和睦的家掀翻了。
在这段时间，母亲承受着造反派连续的批斗、扣发工资，被迫三次搬家、多次被抄家，遭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1969年我们学校准备搬迁到岳城水库，我是作为先遣队下去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母亲也被下放到河南省信阳地区的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刚满10岁的侄子南雁宾，也随他父亲去了河南信阳的团中央“五七”干校。
到1972年，陈伯达的问题被揭露出来，当时中央成立了陈伯达专案小组，针对他个人的历史，专案小组从北京草岚子监狱出狱后审查，让他说明在建国前发生的事情。1931年4月8日，陈伯达由上海坐船抵达天津，这一天，中共顺直省委机关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大破坏，化名王通的陈伯达，与省委组织部长陈原道、省委书记许兰芝以及刘宁一、刘亚雄(女)等，共计15人一同陷入特务的魔掌。由于省委书记许兰芝的叛变，特务突破了全案。1931年9月4日，陈伯达与陈原道等人，从天津被押解到北平。陈伯达被判处两年半徒刑，关进“北平军人反省院”服刑。1932年，陈伯达出狱。
然后他从北京来到天津，当时父亲任天津地下党负责人，陈伯达要求父亲帮助他恢复党籍，但是父亲对于他刑期未到就顺利出狱感到怀疑，于是没有答应为他恢复党籍的要求。暂时把他编到了党的外围组织。这件事情是母亲在一旁协助父亲办理的，算是参与人之一。虽然当时母亲还不是正式的共产党员，但她一直帮助父亲联络党内的内线，对于天津地下站的事务还是比较熟悉的，所以专案小组就把正在劳改的母亲请到了北京。
长期忍受人间冷暖的母亲，看到这些人性子一下子转变了不少，对自己十分客气，而且给的伙食也不错，心里就开始怀疑起来，会不会是什么圈套？陈伯达不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组长吗?怎么又成立了针对他的专案组呢？内心的疑问一环套着一环，专案小组看着母亲这副怀疑的神情，便再三给她解释其中的缘由。
母亲没有揭发出什么，她当时只是负责管理一些人筹集来的活动经费，平时帮助父亲处理一些具体事务，内部事情她是从来都不曾参与的。在那样敏感的年代，饱受冷落的母亲经历了太多的变数，要时刻考虑到全家人的安全。专案小组只得让母亲证实一些中央材料的准确性，等陈伯达专案撤出后，他们便没有再让母亲回到“五七干校”，直接让她回家了。
母亲逝去
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父亲、母亲经常同时被拉去批斗。记得一次造反派斗母亲时，恶狠狠地用拳头打在她的胸前，即刻母亲就断了两根肋骨，但造反派依旧不放过她，让她苦苦承受着那非人的待遇。到了1969年，年老多病的母亲被下放到河南省的一所“五七干校”，在那里负责养猪的活计。虽然命运常常作弄自己，但母亲却依旧坚强地活着，为了让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放心，还特意给我们寄来一些养猪的照片，说自己养了七口猪，而且长得都很壮实。当我们看到那些照片时，心在不住地震颤，发出一阵阵伤心欲绝的悲痛。
1972年，母亲被陈伯达专案组的人放回北京。此时的她，因为长期以来遭受的身体和精神折磨，早已没有了“文革”前的精气神，头发花白了许多，眼睛也不再泛着明亮，有些颓败的态势，身体患了多种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不久便瘫痪在床。直到1981年5月31日，母亲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去天堂与父亲再次牵手。母亲是一个永远乐观、坚强的人。她把我们这一大家凝聚在了一起。
我永远也忘不了5月31日那一天，我无力地站在北京医院的抢救室门口，曾经失去父亲的毁灭感再次侵袭我的身心，渐渐地悲伤让大脑一片空白，眼睛死死地盯住那空冷的抢救室大门，略尖的指甲扎在手心里也不觉得痛，那是怎样的一种哀恸……
邓颖超也给医院的领导打来电话，要求他们全力抢救母亲的生命，可是怎样的救助也挽回不了母亲早已死去的心灵。从1972年到1981年，母亲在床上度过了自己余下的日子。“文革”中，父亲撒手于她，两个人牵手过了几十年，尽心竭力为党为国情，对往事的回忆让母亲时常暗自落泪。
终于，可以歇歇了，让疲劳的心灵去温暖的他那里……
母亲终究还是永远地走了，她逝世的消息上报到了中央，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原打算为母亲开一个小型的追悼会。但事情传到了王震那里，于是决定母亲的追悼会由专门的治丧委员会负责。王震为主要负责人，同时外贸部门的主要领导李强、贾石、王耀庭、赵重德、肖方洲等，在八宝山烈士陵园礼堂里一起为母亲举办了一次追悼仪式。
双亲被平反
母亲的追悼仪式于1981年6月8日举行。那天，悼词回荡在八宝山：“中国共产党党员、原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办公室副主任王友兰同志因医治无效，与1981年5月31日20时45分不幸逝世，终年71岁。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这位为党、为革命奋斗了近50年的老同志……王友兰同志……早在青年时期，就追求革命，投身于反封建活动。1933年参加革命以后，积极协助南汉宸同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抗战时期，在十分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担任中央军委第二保育院院长，照顾和保护了一大批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的子女……在延安自力更生生产运动中，王友兰同志把几十个机关、学校、部队的妇女工作人员和部分群众组织起来，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在十年浩劫期间，王友兰同志的家庭和个人都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打击和迫害，但她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粉碎‘四人帮’以后，王友兰同志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虽身患多种疾病，但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仍然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安息吧，王友兰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