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件事情发生后，给我很大的启示，我们能不能也把原学校的办公楼抢过来，把研究生部先办起来。但抢终究不是最好的办法，原办公楼是由电力部列车局占用，我们从中却想到了另外的好办法——“和平”抢占。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我们发现电力部下设的列车电业局在办公楼内办了一个招待所，于是趁着他们在招待所办的一次会议结束的时候，招待所的房子一下子全空了出来，那里的工作人员平时工作也麻痹大意了些，随手就把钥匙串放到了窗台上，于是我们就计划好把钥匙拿了过来，接着学校的学生也顺利从邯郸到达北京，我们便趁机把所有刚下火车的学生接到了招待所，把空出来的房子全部占了去。招待所的工作人员看到这样的阵势，也不知该怎么办了，赶快向上级汇报情况，事情越闹越大，最后电力部上报到国务院，把水利部的人狠狠告了一状。水利部部长听说这件事情后十分生气，即刻下令：“让研究生部的南新旭、李志斌两个人写检查！”我们虽然可以撤出来，可是学校一二百名学生怎么办，他们已经拎着行李来到北京，不可能让这么多人再次折回，于是决定马上给我们调出来两三栋活动房，安排学生先在活动房住下，余下再议。
崭新的新时期
占房子的事情算是成功了一半，我坚信学校的房子很快就会有着落，过了一段时间，我到北京医院去看望正在生病的电力部部长刘澜波，他当时就说：“你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你们为什么采取这种办法呢？”我当即向他检讨，其实抢房子也是我们最后的招数了，否则学校很难办起来。于是他把当时的副部长李锡铭（后担任北京市委书记）找来解决房子的问题，后来水利部把我和李志斌两个人的检查也撤销了，办学校的房子很快也被批下来了，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开办研究生部
1979年4月，我们的办公楼问题得到了解决，学校的教学工作也慢慢步入了正轨，研究生部不久也顺利地创办了起来。但是学校的很多房子却一直被外文局占用着，直到1983年双方也没有商谈成功，国务院机关管理事务局也一直在说：“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你们请农口的领导出面吧。”当时国务院每个口都有一个副总理在负责，于是我就决定既然水利部划归农口领导，那么是否可以请钱部长出面给王任重副总理写一份报告，请求他来批示解决学校房子的问题。
事情由教育司直接汇报给钱正英部长，她要求学校研究生部写一份报告给她，我听后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机会，便用最快的速度写了一封简短的批示信，交到了钱部长的手里。其实具体的审批程序我们不是很清楚，只有把一切希望寄托在钱部长这里。那时他们农口的领导经常会见面商讨一些事情，于是钱部长就以信件的形式送到王任重那里，然后下来的解决方案是：“请国务院副秘书长毛联钰找水利部和外文局协商解决。”
于是在国务院副秘书长毛联钰的主持下，水利部的张季农副部长和外文局的局长吴文涛出面解决此事。当时我向张季农副部长提出了三个方案：第一种方案尽量争取，逐一退而求其次，但最次也要把第三种方案守住。于是双方就摊开意见开始商讨，经过长时间的沟通，最终以让步很多的第三种方案解决了学校用地的问题。然后，研究生部前后抽调出两位同志，一位是总务处长王荣朴，一位是基建处长李庆袭，负责监督外文局落实协议。这个工作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一共督促了好几年，反复与外文局商讨、谈价钱，最终我们还是顺利地解决了研究生部的用房问题。
解决办学的一系列问题
从1979年到1983年，我们筹建研究生部的工作组只有二十几个人，这期间办学的困难可谓一件接着一件，但我们并不因此而气馁，这时的情况比“文革”期间要好太多了。
办研究生部当时面临着两个困难，第一个是教学房子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教职工的宿舍问题，这个困难比第一个问题要难上许多，简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要办学，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教职工的宿舍问题。1981年3月，李峰和我两个人列席了水利部的党组会议，会议上决定，户口仍在北京的144名教职工可以分期分批地回到研究生部，户口已经迁移到河北省的教职工，这次会议暂不解决。其实这与当时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批判“反搬迁”的时候，林牧的党委班子采取了一个措施，凡是教职工把本人及家属的户口从北京转来就会优先分给房子，当时学校在邯郸的新校舍正好盖了一批房子，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部分教职工就把户口迁移到了邯郸。而这次只能暂且先安排有北京户口的教职工的工作。部党组会议结束后，我马上找到研究生部办公室主任潘广询，把会议决定的内容传达给他，并且让他即刻赶回邯郸，让144名有北京户口的教职工尽快把旧的户口卡片交上来，而后由她统一到派出所去换成新卡，证明由学校统一提供。这对于持有北京户口的老师乃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大家的积极性很高，潘广询很快就从邯郸赶回了北京。
144名教职工拿到新的户口卡片后，也就意味着他们即将从邯郸回到久别的北京，而邯郸的学校就将很受影响，一下子走了这么多骨干教师，教学任务的磨合需要重新制定和适应。1982年春天，由邯郸回到北京的这批教师，人虽然回来了，但是住房就成为十分棘手的问题，只得搭建些活动房暂且住下，老师住房问题成为学校面临新的一大难题。直到1984年，我们才在从外文局那里拿回来的空地上建起一座教职工宿舍，老师的住房条件才因此开始得到改善。
其次，需要解决的是实验室和电脑设备问题。
研究生部建立的过程是十分缓慢的，这其中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而教学的实验室则是又一个难题。现在学生已经从邯郸来到北京，教学活动即将展开，实验室需要立即解决。当时决定一部分实验人员可从外校借调，另一部分与当地的工厂协商，根据学校具体的实验要求，工厂可以提供一定的技术和人力支持，另外水电科学研究院的实验室可以供我们使用，这就很好地解决了实验室的问题。
当时学校设立的研究生专业，第一个是水利水电工程，即原先的农田水利工程和水利发电工程合并为一；第二个是水工机构工程专业；第三个是水利学和河流动力学专业；第四个是工程机械专业。这些专业的设置都与国家当时的具体建设有直接的关系，前三个是20世纪50年代初就已经开设的专业，第四个是1958年前后开设的新专业，也是目前急需的人才行业。成立研究生部后，教师资源暂且不充足，所以当时还没有针对此专业的硕士学位。
另外就是计算机设备的问题，当时学校只有几台计算机，严重不足，正在愁眉不展时，武汉水电大学的校长许志方（留苏学长）找到我，说道：“咱们俩合起来给钱部长写一封信，要求从部长的基金里面拨专项的款子，来解决我们两个学校的计算机问题。”果然问题要集中到一起才有解决的方法，后来水利部钱部长把这个请示批了下来，学校因此拥有了几十台计算机设备，研究生的学习硬件也得到了满足。
研究生教学问题
研究生部成立初期，研究生培养对于学校而言也是一项重大的挑战。因为1958年学校正式的教学体系才得以建成，没过几年的时间“文革”就开始席卷全国，教育事业就此停滞。拨乱反正后刚刚恢复教育体系，学校也只有几个名额的研究生，即将开始新一轮的研究生招收工作，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决定首批研究生名额先不要多招，而是选择自身具备一定条件的，或是曾经接触过的学生，学校有的教授就是研究生出身，熟悉这其中的业务，所以学校总体就强调，选题一定要慎重，要与实际科研相结合。教学上，可以选择单独带，或是几个人合带的方式，主要让教师们在初期的实践中去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