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此时在天上的母亲，一定是微笑的……
她生前一直愁眉于父亲的平反问题，希望党中央可以正视父亲对于党和国家的忠心，现在，父亲的问题也于1979年被昭示于民，母亲终于可以安然地去找天上的父亲了。
1979年1月，当时我正在邯郸开会，突然接到通知：“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为八位文革中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正部级干部，开一个追悼会。”此刻我突然意识到，崭新的新时期真的来临了！于是，我急忙从邯郸赶回北京，在政协礼堂，追悼会已经开始多时，挤满了前来参加的各界人士。这次追悼会是为曾在“文革”中饱受摧残、含冤而逝的八位老革命而开的，父亲便是其中的一位。
“1979年1月24日，张际春、徐海东、吴芝圃、刘长胜、张霖之、王世英、南汉宸、刘裕民同志平反昭雪追悼会今天下午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当天，邓小平同志主持追悼会，韦国清同志致悼词，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等同志送了花圈。”
《南汉宸同志悼词》中写道：“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原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党组书记南汉宸同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汉宸同志因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于1967年1月27日不幸逝世，终年72岁……早在青年时期，就接受民主革命思想，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太原起义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汉宸同志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立场坚定，机智勇敢……从1933年起，汉宸同志在平、津、沪等地，不畏艰难险阻，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党的统战工作，并向党提供了大量活动经费……1936年双十二事变前，汉宸同志在党中央领导下，从事团结杨虎城将军反蒋抗日的工作。事变发生后，在周恩来副主席的直接领导下，汉宸同志对团结西北军和东北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做了很多艰巨复杂的工作，对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功绩……1941年汉宸同志任陕甘宁政府财政厅长时，认真执行毛主席‘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努力建立健全财经制度，发展财政经济，千方百计冲破敌人封锁……解放战争时期，汉宸同志作为董必武同志的得力助手，在晋察冀一带工作，先后任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全国解放后，汉宸同志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兼中国银行董事长，为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汉宸同志在银行工作方面有丰富的组织和领导经验，是无产阶级的优秀银行家……”
于父亲而言，生命的意义直到这一天才得以升华，不灭的革命灵魂才可以得到安息。
劳动改造
1976年的夏天，当时我们在距离岳城不远的磁县辛庄营，那里是学校的劳动点，老师要轮流去那里干活。那时儿子学校放暑假，为了减轻妻子的负担，我特地回家一趟把大儿子带到了劳动点，平时干活、休息就带着这个小家伙，也着实为生活增添了几分乐趣。有一天，村里的老乡在我们干活时说道：“你们学校有没有拖拉机呀？我们这儿缺少拖拉机耕地。”结果领队的人就让我回学校把拖拉机开来给老乡们使用，我急急忙忙地拉上一个学生回了学校，返回时因为怕撞到路边的房子，所以开得特别得小心。
当时我和那个学生两个人足足开了一整夜才回到辛庄营，把拖拉机送到了村里的生产队，他们看到后激动万分，就说道：“你别跟他们一起劳动了，你天天替我们犁地吧。”我没有很在意，只是在一旁笑了笑，结果老乡却说出了一个令我心动的优惠条件，我负责犁地，他们卖给我一些鸡蛋，我心想，这样大儿子就可以补充营养了，于是就欣然地答应了他们的条件。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儿子每天都可以吃上两个鸡蛋，来保证他长身体所需要的营养。这段时间，我在这小山村里带着儿子过着安稳的日子，外面一切的纷繁沉浮似与我隔绝，后来我收到了家里的来信，才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事情，听到这一切就好似在做着美丽的梦。
渐渐地，我感到了“改变”之萌芽正逐渐从昏暗的泥土中崛起。
崭新的新时期
1978年9月，国家水利部教育司的刘司长来到邯郸，那时我们学校已经迁到此地，当时学校就通知我们：“水利部准备在北京由华北水电学院，与北京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联合举办一个研究生部。”当时这个报告已经打上去了，研究生的初期规模定在800人。
20世纪80年代，在华北水电学院研究生部工作的原留苏学生合影（左起 沈连福、南新旭、窦以松、甄富允）
此时正是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主张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造成的错误，伟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可以说是噩梦的终止，党和政府全面进行拨乱反正工作，平反冤假错案是当时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工作。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原先被“打倒”的老干部又恢复了工作，中央希望重新把一些学校办起来。水利部希望学校的院党委推荐一个研究生部的领导班子。于是经过院党委的推荐，决定先成立一个领导小组，组长由我们学院的副书记李峰担任，水科院的副院长沈从刚（留苏研究生）担任副组长，由我担任研究生部的主任，副主任是李志斌，这样我就由邯郸调回北京工作。
1979年，我开始与水利部的人一起筹备新学校的事情，由于这件事情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当时我手里握有中央八位副总理的批件，认为这件事情办起来不会十分困难。但没想到的是，我们打算作为教室的校舍被外文局占用，而外文局归属于中央联络部管理，只有部分校舍可以供我们使用，后来外文局得知了我们要在这里办学校的消息，便进一步地把空余的房子也占用了去，根本不给我们任何余地。于是，我们拿着那八个副总理签批的文件去找他们商谈，以为有这个“尚方宝剑”外文局会给些面子，但没想到他们根本对此不予理会。在没有任何办法之际，我们只得给国务院的八位副总理写信，希望他们能给予我们一定的帮助，但是却一直没有收到回音，然后我们又到全国人大那里反映了多次，也是石沉大海。那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国家百废待兴，很多事情需要拨乱反正，我们对此也予以理解。
有一次我们去找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当时工作人员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叠厚厚的信，然后对我们说道：“这都是你们写的信，都转到我们这儿来了。”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你们不要再写信了。此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建议我们另寻他处建造新楼。
于是我们有了选择新校址的权利，看中了现今首都师范大学的北院的一片空地，那里挨着我们学校的原校址，交通方便，而且面积也十分宽敞，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李达带着我们找到北京市规划局，但是市规划局却不同意，他们说：“一般迁回来的学校，都是迁到郊区去，我们建议你们到大兴县黄庄去，或者到昌平县，那儿更有发展的空间。”我们听后当然不会同意，当时我们这些教师都被下放十年了，再到郊区重新建造房子开办教学是很耽误时间的，而且教师普遍年龄都比较大，家里妻子儿女又多，一下子弄到郊区从生活到工作环境都十分不便利，遂把这个方案给否决了。选校址是一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所以我们决定先把原办公楼要回来，虽然办公楼本身不是很大，但只要办公楼被归还回来，研究生部建起来的几率就更大。正在我们为办公楼犯难时，听说二炮在人民大学撤消后占用了人民大学一块很大的地方，后来人民大学复课，双方就打上了官司，但争执了半天也没有什么结果。而且当时北京农机学院也要迁回北京，但地方也被别的单位占用了，最后还是北京农机学院的学生把房子给抢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