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待了一个星期，日本的生产十分注意安全问题，我们一进到厂子里面，“安全第一”四个大字赫然在目，生产车间内也挂有随时提醒注意安全等的标语，进去后要带上他们专用的安全帽，从上到下安全工作都做得井然有序。
筹建公司却被骗
1988年，高等院校掀起了一股办公司的热潮，中央对这种做法也十分支持，于是清华、北大周围就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公司，当时水利电力部的领导也在询问我们学校办公司的情况，于是杨红旗、他的妻子费梅英、诸文农（吉林农业大学工程机械系主任）和我决定联合办一家公司。公司的名字经过再三商量，决定叫做“大力”，我们觉得这个名字还是相对朴素一些，比较符合公司的总体基调，所以就叫做大力工程机械公司。
此时学校内的小白楼也盖好了，我们就收拾一下，把公司办了起来。其实我们最初考虑的问题是：学校给各课题组的科研经费实在太少了，如果能靠这个公司赚到钱，就可以弥补科研经费不足的难题，而且研究生的培养经费也可以一并解决。公司最初的启动资金由杨红旗、诸文农两个人负责筹集，他们找来平时接触比较密切的工厂，最初我们做的一两个项目都很成功，然后就有人推荐说：“现在国家体委正在筹办一场国际散打比赛。”这与工程机械就相隔得比较远，我们也觉得这不是什么可以赚钱的事情。
但没想到的是，那些人又继续说：“这个还是赚钱的，一下子可以收入一大笔钱。”因为举办国际比赛肯定要做大量的广告和宣传，有些港商也想在这其中做投资，这时候就能收到钱了，但在这之前要求我们先预付给武术散打比赛70万，作为比赛的筹措资金。我们这些教了几十年书的人确实没有什么经验，但条件毕竟还是很诱人，于是以学校名义向银行贷款了70万，但是公司也面临了新的问题，怎么办好这个公司？用什么样的人？这70万如果回不来怎么办？与此同时，我们和国家体委副主任徐才也说了这件事情，结果在几方签署合约时，我的心里还在暗暗打鼓，国家体委的人也不断地提醒我们：“你们学校第一次做这样集资的项目，你们了解不了解社会上骗子很多？”我们当时仅只出于一些自信，便信誓旦旦地说道：“这70万我们还是可以承受得起，可以承接这个项目。”
但是商业公司在用人方面和运作方面与学校是不同的，我们不熟悉日常运作，所以弄出很多失误的地方。当时澳门的一家老板说他们要集资50万，实际就是一个骗子公司，最终武术散打比赛举行了，上面的广告和冠名也冠上了，但是我们的钱却收不回来，拿了合同去法院告这家骗子公司，然后带着法院的人到深圳去找他们，结果却来了一个“卷包会”，上演了一个无影无踪的戏码。最后银行的贷款到期，不断地催促我们还款，当时银行的操作也不是很规范，到了我们四处借钱还款时，连本带息已经变成了一百多万的还款额。这对于新成立的公司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给学校造成了经济和名誉的损失。因为这件事情，我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和心力，日日夜夜都在想办法把学校的钱给补齐，但始终都没有找回来。这段时间我经常晚上夜不能寐，自身的高血压病也严重了起来，直到有一天我依旧正常地去上班，当时给党校的学员讲话，正念着稿子的时候就突然不行了，没办法控制自己，回到家后让妻子检查了一下，结果妻子额头冒出了冷汗，说道：“你得了脑梗，快去医院。”就这样，我在医院治疗了2个月才出院。
但是工作却一直是我钟爱的事情，在这之前和之后是不曾有任何改变的。
参与多种工作
我在忙于教学工作的同时，也参与多种其他工作。
第一件工作是担任咨询顾问，1982年我收到国家科委的一封聘书，他们有意聘请我担任国家科委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咨询顾问，与此同时，请我尽快写出一份工程机械发展长远规划建议书。这些年我一直从事工程机械行业的工作，对其技术还是有一些了解的，于是我决定找到机械工业部副司长杨红旗商讨一下，然后提供了一份十分详细的工程机械发展规划建议书，国家科委看到这份建议书后，觉得很有可行性，因此对其十分重视。
建议书的内容是关于工程机械的设计制造和使用修理的内容，其中关于使用和修理的内容这部分现已编入了国家科委《白皮书》。
第二件工作是写信给李鹏副总理反映情况。1984年4月初，国家科委已初步发展，，但是整个工程机械行业的管理还处于一个相对混乱的局面。那时李鹏刚被委任为副总理，兼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主任，我和好友杨红旗交换了意见，觉得工程机械行业的问题根子还是体制问题，于是我就写给李鹏副总理一封意见信。
这封信是我委托一个朋友务必交到李鹏副总理手中的，当时朋友打电话告诉我：“新旭，你放心，我已经交到了李鹏手里。”我悬着的心这才得以落下。在这封信上我主要反映工程机械管理的混乱情况，工程机械厂和科研部门有些是机械工业部（简称“机械部”）和建设部共管，大的工程机械厂两部共管肯定会引发很多矛盾，有时连当地的政府也会接手管理一部分事情，容易产生管理上的分歧和矛盾，让基层单位感到无所适从；第二，容易出现重复建设的问题，建设部的意见、地方政府的意见、基层单位的意见会混在一起，也会造成重复建设和资金浪费；第三，不能进行统一规划，不能将工程机械科研的任务明确起来，而且从高校抽调一些专家联合攻关，这样对行业发展也十分不利。
其后不久，机械部的同事告诉我：“你给李副总理的信，他已经批了。”并请机械部的相关人员做具体调查，研究出解决方案。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涉及整个体制改革的问题，所以机械部即刻展开调查。
1984年7月17日的《人民日报》就在头版的显著位置刊登出题为《各自为政严重影响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益，工程机械多头管理必须改革》的报道，这是参考我的意见信和机械部调查的结果，以本报记者的名义发表的，与我的观点很相似。这件事情在解决过程中，着实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机械部、建设部和地方政府在很多地方需要协商，直到5年以后才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由机械工业部统一管理。
第三件工作是参与组织编写书籍。1987年2月，在国际水力机械研究协调中心组织了一个编委会，负责编写《国际水力机械全书》。其实“全书”的意思就是请大约16个国家的专家集体参与，他们各有各的专长，大家都来参与水轮机的书籍编辑工作。比如说写水轮机的磨损，那么就由一个人写水轮机的设计，另一个人写水轮机的应用。
这些专家都是在自己国家里比较权威的专业人士，我们就邀请这些专家来共同编写这套12册的百科全书，开编委会时统一决定每个人负责编写的部分。从1987年至今，这套丛书已经出版了七本，现在还在继续进行书籍的编辑工作。1987年11月，能源部正式宣布成立“国际水力机械研究协调中心”，当时有17个国家的专家代表前来参加会议。1991年，因为全套丛书的第一本已经出版，于是就举办第二届理事会议和《国际水力机械全书》的首发式，同时进行了学术讲座。
第四件工作是参与北京市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1987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北京市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当时北京水利电力经济管理学院有一个代表的名额，经过各单位人员的推选由我代表出席这次大会。会议上，我被分配到大会的高校组，由北京工业大学的校长王虎担任该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