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还主管学院的西郊研究生部和函授部，同时师资队伍也进行了合并整队。东郊原先是一所中等专业学校，以这里作为学校教学的基础基地，而西郊的一部分老师则要合并到东郊校区，北郊的华北电力学院研究生部也抽调了部分教师，这样就组成了一个学院教职工队伍。
从西郊合并过来的老师，有的教职工来到新的环境下改做了党政工作，例如魏炳泽，他过来担任了党委宣传部长一职，茅承觉任教务处长，沈连福任科研科长。由水工系主任李长信、副主任朱尧州，从电力学院研究生部来的人大部分到了电力经济系，另外学校保留了中专部。在原先中专部的五十多亩地上，再没有空地建教职工宿舍楼了，所以每天学校就用大轿车从西郊的紫竹院和北郊的电力学院研究生部，开到东郊的定福庄，差不多要穿过大半个北京城。所以我们都是早上8点前到学校，下午4点就要坐上回去的车，每天会留下几个老师值班处理学生的事情。这种办学方式是相当困难的，不利于学院的长期发展。
其实之所以成立北京水利电力经济管理学院，与当时从事技术经济工作的人员十分缺乏有关，国家的水利电力行业需要专门的学校去培养懂得经济的专业人才。当时号召原有的专业教师转到经济管理方向上来，这是社会发展的一种需要。既然学校需要长期发展，就必须面向解决国家的需要，所以一方面加快了基本建设工程的速度，在北郊选择了新的校址——朱辛庄，很快就盖好了一片教学楼，还有学生宿舍和食堂，另一方面加强了学生的管理工作，配备了学生处的干部和班级辅导员。在这样的情况下，1988年学校开始向社会输送第一批本科毕业生，这些学生都是经过为期5年的专业学习才顺利毕业的。在1989年又输送了第二批本科毕业生。
1992年，能源部又重新分为水利部和电力部。这样北京水利电力经济管理学院随之解体，一部分去了在北郊的朱辛庄成立的华北电力大学，另一部分回到西郊筹办北京水利水电管理干部学院，还有一些人留在东郊继续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学任务。当时我负责筹办北京水利电力管理干部学院，原先西郊的教师很大一部分又回到了研究生部。
研究生部之所以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与大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学校先后的总支书记邢少发、张利，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很多帮助；后勤干部、基建处的干部，大家齐心合力、千方百计地为教学科研工作提供后勤保障工作。研究生部初期的实验室是设在活动房里的，后来才搬到固定的房子中，这些都有着后勤部门的强大支持。大家从邯郸回到北京后，一直都以积极热情的态度投入到工作当中，没有丝毫的懈怠，即使在初期有那么多的困难摆在我们面前时，大家也都没有产生过放弃的想法，依旧埋头工作，认真地去解决每一个困难。
筹办水利部机关党校
在1991年的时候，我已经兼任水利部机关党校的校长，当时上面安排我来负责党校的装修和房子问题，让我全权负责党校的事务。中央的机关都是这样，正司级以上的，副部、正部都属于中央党校本部培训，副司级和处级干部都是在各部办的机关党校里培训。所以经常有处长、副司长到我们这里来学习。我兼任党校的校长一职，还负责学校的研究生工作，所以党校还需要学生处冯和处长协助我一起把工作做好。党校的学习内容与中央党校是一致的，中央党校请来什么人讲课、做报告，我们就把他们的录音和录像拿过来，然后安排两位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授袁世显和彭自力作为党校的辅导教师，学生在课上的讨论过程中，可以让他们来解答疑难问题。
在我退休之前一共协助办过六期党校培训，主要开设的课程是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当前的中央政策、领导讲话、政治局政策研究，在课堂上会帮助学生解读和理解。总体来说每期的学生学习都是十分认真刻苦的。
第一次出访英国
1983年10月，能源部教育司派出了一支教育代表团，由我任团长一职，去英国威尔斯大学考察讲学。这件事的起因是水力机械专家段昌国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的得奖论文，其内容为水轮机组上升公式和过渡工程的研究，这篇论文获得科学大会奖，国外的学者对这个课题也十分感兴趣，遂邀请我们过去一同研究这个课题。
1983年，在英国访问时与沃维克大学校长交谈（左起：李胜才、段昌国、南新旭、杨德山、沃维克大学校长）
1983年，国家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几年的时间，社会经济刚刚开始发展起来，我国此时与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我们这个教育代表团刚到英国伦敦时，对英国城市的街道、商店、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学的教育程度等一系列的社会情况进行观察，让我们深刻感受到国家加快发展的必要性。当时英国电视台有一个专门报道中国的节目，每周10到15分钟，但主要是介绍六七十年代“文革”时期的事情，已经完全脱离了我国的现实情况。
我们觉得十分有必要让他们重新认识一下现在的中国，所以就在学校举办了一个中国高等教育现状的讲座，外国师生对于我这个讲座的题目和内容感到十分新奇。与此同时，我们还参观了英国的城市大学、高等技术学院、水轮机设计公司、工程机械厂，利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从北边的苏格兰一直转到南边的英格兰地区，把相关的工厂和公司都进行了一番了解。
刚到伦敦的时候，当地的一些人对我们很不友好，段昌国教授在进行新课题的讲解时，他们听后觉得这个课题比他们自己学校研究的还要好，这才对我们的态度有所好转。参观水轮机设计公司时，那里的总工程师把我们的水平估计得很低，他们先对英国的水轮机的生产优势进行介绍，当时也只是简单地说了一下。然后中间休息时，我们就打算向他们提一些专业性的问题，由段昌国教授和李胜才教授负责，考他们一些基本的专业知识，弄得他们很是狼狈，后来这个设计公司的总工程师才对我们另眼相看。
另外我们在参观英国的大学时，发现那里的大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学生的能力在学校里可以得到很大的发挥，不仅在教学上让学生自由发挥自己的智慧，而且还进行一些课堂的讨论，让他们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学校的后勤管理主要是由大学的学生会负责，食堂、食堂管委会、服务人员、学生宿舍全部都是由学生自我组织和分配，这样还有助于学生的勤工俭学。
“文革”过后，我国的大学学校管理十分混乱，后勤班子搞得非常大，还浪费学校的资金，这一点很需要借鉴英国大学的做法。同时当地工厂的管理技术、生产流程、自动化的生产线也都做得井井有条，生产出的产品质量也是十分不错的。
在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向西方的发达国家学习与借鉴，这才是改革开放的目的。
1985年8月，我与段昌国、李胜才、邱孝宝又第二次访问英国沃维克大学，进行学术交流与商讨协议的落实情况，并研讨下一步的协作计划。
出访日本
1984年，我与段昌国教授又一同出访日本，当时因为日本的东芝公司在期刊上看到了段教授发表的一些文章，正好与他们的一些重要课题研究相符合，所以来请段教授与他们合作。
1984年，在日本与东芝公司代表合影（左起：东芝公司代表、段昌国、南新旭）
我们在到日本之前，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想法，在交换意见后，我们同意接受日本东芝公司委托的这个项目：在中国找一个水电站做水轮机磨损度的实验，然后根据磨损的结果，进一步进行分析，提出水轮机磨损问题的理论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