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初，在邯郸丛台照相馆与父亲及三哥全家合影
（后排右二为父亲、右三为三哥姚镜明、右一是我）
辗转三地的中小学生活（1955—1963年）
儿时的梦想
小时候我的梦想很简单，只希望能好好上学、好好工作，挣点钱，然后养活父母。我最初的想法是：不求名利，淡泊一生，经常做好事，做一个好人，一生不给别人找麻烦，也不留下任何遗憾。当时我就知道父母很不容易，决心长大要好好孝敬他们。至于后来能参军、能成为演员，那真是我完全没想到的事。
1955年上小学时，我先是在上海静安区的安福路小学上学。我虽然年幼，但也懂得父母送我上学、为我交了学费，我应该好好学习。虽然成绩并不是很突出，但在学校里我是个守规矩的孩子，每天认真地学习，成绩也还不错。因为父亲文化程度不高，母亲也没什么文化，他们对我的功课基本上没怎么过问，对我也比较放心，觉得我只要好好做人，不去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就可以了。从上小学起我就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好好学习，将来好报答父母。
1957年，我在上海刚读完小学二年级，父亲就把母亲和我带到了包头，之后我就在包头市青山区呼得木林大街小学上学。1959年读完小学四年级的上半学期，由于父亲工作的调动，我又转到了北京二龙路小学（原名“大木仓胡同小学”）继续读四年级的下半学期。在这个阶段，我们一家辗转了上海、包头、北京三个城市，原来的生活习惯和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那时候的包头还处在刚刚开始建设的阶段，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生活物资非常匮乏。我们家吃得很不好，基本上都以粗粮为主，住的条件也不是很好。我们家住在一个普通的住宅区，一家一户，三口人挤在很小的房间里。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知道勤奋劳动是一种美德，认为劳动就是在为国家的建设做贡献，所以我经常主动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在家里打扫卫生、捡柴火、烧炉子；在学校里扫地、擦黑板等。
由于我换了好几个学校，在上海的时候说上海话，到了包头就学说包头话，再回北京，就得说北京话。虽然说不上有特别的语言天赋，但估计是因为我年纪小，适应能力比较强，再加上领悟力比较好，所以每到一地，用不了几个月我就会说当地的方言了。
这几个地方对于功课的要求也不一样，上海的文化水平高一点，对功课的要求也比较严格，到了包头就比较放松了。从包头转学到北京已是四年级下半学期，我由于习惯了原来那种放松的学习状态，一时之间难以适应北京的教课进度，有点担心跟不上。母亲鼓励我别怕困难，不懂就请教老师和同学。当时虽然读的不是全国统一的教科书，好在教材内容大同小异，别人去玩，我努力恶补。一个半月后，我就达到了班里的中上等水平，还当上了语文课代表、“一道杠”小队长。我顺利升入了五年级。
开始对音乐产生兴趣
上中学的时候，我们班里有几个同学酷爱京剧，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唱两句。当时我受父亲的熏陶，也喜欢京剧，但是不太会唱。有个同学的父亲原来是长安大戏院的一个副经理，负责售票，他下课经常带我们去看戏，我们就跟着他去蹭票听戏。
中学快毕业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愿望——想去考戏曲学校。那时我虽然不太会唱，但是也想去考。后来我跟父亲说了此事，他并不同意。考戏曲学校的确很苦，就像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霸王别姬》里表现的一样，那些戏班的学徒都是靠棍子打出来的。父母觉得太苦了，不想让我学戏曲，让我好好上学，所以我就没有考戏曲学校。
中学期间，有一个姓林的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她叫林英贝，好像是福建人。我的母亲也姓林，当时我还跟母亲说：“这个老师也姓林，没准儿几千年前和您是一家呢。”林老师上课给我们讲的道理跟母亲平时教育我的一样：做人要正直，好好学习，不要追求浮躁的东西，不要苛求别人，要多要求自己。
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有两三个同学跟我的关系特别好。他们的家庭背景各不相同，有的是高干子弟，有的是普通工人家庭的孩子，但是我们相处得都很好，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爱好，能够互相帮助。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学校有规定，每年要到农村去支援农村建设，住在老乡家里，体验农民的生活，帮助农民插秧、收割，干农活。因此，顺义、昌平许多偏僻的农村我们都去干过活。我和同学之间也没有什么隔阂，有几个同学分配到外地以后，我们还去看望他们。回想起来，那段日子虽然艰苦，但是内心还是很充实、很开心的。
平时我的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我想这也是现在我写起东西来能够得心应手的原因。小时候特别爱看小说，古今中外的都看。有些人跟我聊天时会觉得奇怪，因为谈到巴金的小说、巴尔扎克的小说、普希金的诗集和春秋战国的古书，我居然全都知道，其实这些书早在我读小学和中学的时候就已经看过了。
我觉得多读些书非常好，对大脑开发有很大的好处。那时候的我就是成天看书、学习，对音乐却一窍不通，连简谱都不识。记得母亲曾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多看书当然好，你要是再学些唱歌跳舞，那不更全面了吗？”我说：“我不懂，不会啊！”母亲说：“不会就学嘛，有志者事竟成。”后来我才明白母亲是希望我“艺多不压身”，觉得多学点东西没什么坏处，现在看来，的确是这么回事。
辗转三地的中小学生活（1955—1963年）
但是怎么学呢？我完全不懂音乐，《东方红》怎么唱我知道，但是我还不识谱，于是我只能硬着头皮自学。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我硬是自己掰着手指头把简谱学会了。现在不管多复杂的曲谱到我手里，我都能唱出来，不管是五线谱还是简谱，只要把伴奏乐器拿过来我就能演奏。谁知后来到了工厂后，指挥唱歌居然成了我的“专利”。
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性子急。老师布置作业，让同学们一个礼拜完成，有的同学总是拖到最后一刻才动手，可我不是，今天布置的作业，晚上12点以前必须得做完，不做完不罢休。当时也是抱着点小孩子的心性，认为早做完就可以早点出去玩儿。比如，暑假作业一般都很多。如果放一个月的假，我肯定要在半个月之内就把作业全部都做完，拼命地做，甚至可能给自己再加点，高年级的同学再给我出题，我也全都做完。这样下半个月我就可以没有心理负担痛快地玩儿，自己很自豪，也很开心。
这些也得益于父母对我的教育。他们总是跟我说，做人要自立自强，要勤奋，要有自强不息的劲头把事做好。
中小学期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父亲和母亲，他们很支持我，还鼓励我有一些业余爱好。父亲酷爱京剧，他经常鼓励我只要喜欢的就去学。我们家还在上海的时候，他总是带着我看戏。后来到了包头，有一个内蒙古京剧团，父亲带我去看过几场戏。父亲哼唱两句，我也跟着哼唱两句，从那时候起，我就受到了京剧的启蒙熏陶，那一时期对我以后在艺术道路上的成长，起到了一定潜移默化、耳濡目染的作用。当然，最终走上艺术的道路，跟我自己的个人努力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本身没有很特别的艺术细胞和表演天赋，完全是自己一点点慢慢摸索着学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