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不仅对我关怀备至，对三个哥哥和姐姐也是视如己出，关爱有加，他们一直相处得非常融洽。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后妈”似乎已经成为了贬义词，总是和一些不太好的印象相联系，而在我们家则不存在这样的概念。每当提起母亲，哥哥姐姐总是说“我妈怎么样怎么样”，从没有说过“继母怎么样”。可见，他们都已经从心底认可了母亲，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可是却能相濡以沫。
我出生几年后，三个哥哥和大姐都出去工作了，逐渐成家立业。大哥、大姐都留在上海，二哥在内蒙古，三哥在邯郸。家里就剩下我一个孩子，负担轻多了，但母亲却在辛苦操劳中步入了老年。1957年，父亲被调到包头的建筑公司工作，他觉得母亲一个人待在上海孤苦伶仃也没人照顾，于是就把母亲和我一起带到了包头。
乐善好施，慷慨助人
虽说我们一家人都到了包头，但母亲在上海却有一份割舍不下的牵挂。
我在上海有一个表姐，叫金蕴秀，她是我姨妈的女儿。姨夫早逝，姨妈没有任何收入，表姐夫也过世了，表姐也没有稳定的工作，还有四个未成年的女儿要养活。那时上海的街道有流动的小作坊，表姐就到那里去给别人做做衣服，去里弄工厂打工，养活一大家子人，境况之艰难可想而知。因此在上海时，母亲经常接济表姐一家，从每个月不多的生活费中再省出一部分拿给表姐。在母亲的帮助下，表姐一家的生活艰难地维持着。但母亲带着我去包头后就和上海远隔千里了，联系都有些困难，更何谈接济？善良的母亲早就想到了这些，她主动找到表姐许诺说：“你放心，你们家的生活问题，我全包了！”并嘱咐表姐不要忧虑，生活会越来越好的。
1957年，我们一家三口到包头后，母亲每个月仍然从生活费中拿出一部分寄给远在上海的表姐。在我的印象中，父亲那时每个月的工资是120块钱左右，母亲要拿出50块钱左右寄给上海的表姐，剩下的才是作为我们一家三口的花销。
虽说我们的大部分支出都在吃饭和穿衣上，父亲也不抽烟、不喝酒，但是能将家庭月收入的三分之一拿出来给别人，而且坚持若干年，这也不是一般人能及的古道热肠了。一直到我表姐的四个女儿长大成人，参加工作，生活都好转了以后，母亲才停止寄钱。她们称我的姨妈为“大外婆”，称我母亲为“小外婆”，一提起这个“小外婆”，她们都特别敬仰，说“小外婆”是“菩萨心肠”，至今一直和我们保持着联系。
善良贤淑的母亲
1999年，我的一家和表姐金蕴秀（左二）在其上海家中合影
在包头待了几年后，1959年，我和母亲又随父亲来到北京。半年后，父亲又赴外地工作。1968年底，我也离开了北京，留下母亲一人在家。虽孤单，但她也不甘寂寞，仍然热情帮助人，帮买煤、储存大白菜，乐呵呵地跑前跑后，和周围的街坊邻居都相处得很好。住楼下的人一提到母亲都说：“那个老太太人太好了。”院子里有的小孩子见面了叫她一句“奶奶”，她也总是记在心里，一直记挂着人家，总会到大街上买点糖果给人家吃。在母亲的心中，懂得尊重别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别人对她尊重，她也同样尊重别人。人家敬她一尺，她就敬人家一丈，这就是她做人的原则。
操劳一辈子
正是由于母亲一生无私奉献、辛苦操劳，我们家的日子才越过越好，我们几个孩子都有所成就而且彼此间关系很好，因此，母亲在我们的心中有着很高的地位。定居在北京后，哥哥姐姐们只要来到北京，都会特意从外地带来母亲喜欢的东西送给她。1978年哥哥姐姐们都频繁地来看望母亲，尤其是大哥。那时他在上海的贝尔电话公司当总工程师，西单有一个电报大楼，他借调在那里工作，一年中几乎有半年时间都在北京住，有空就来看看母亲。母亲见到他们也特别高兴，对待他们和我这个亲生儿子完全没有任何差别。我觉得她真是尽到了一个做母亲应尽的职责。
1979年秋季，母亲在北京学院南路旧宅欣赏我演奏二胡名曲《二泉映月》时留影
1976年，摄于颐和园正门
（前排右起：父亲、母亲、姐姐；后排右起：我、妻子倪慧芳）
因为母亲总是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因此落下许多病根，但她有病了生扛，也从不和任何人提起，疼也不喊一声，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非常难过。直到后来我当了兵，在部队里提了干，母亲才有机会正儿八经地看病，因为当时有一个规定，干部的父母可以享受免费看病的待遇。于是，我就带着母亲到炮兵直属的医院去看病。那时候母亲经常肚子疼，医院诊断为胰腺癌，并有肝腹水。后来才知道母亲生病就只买便宜的四环素、土霉素等药来吃，吃坏了身体。
在医院里住了将近半个月，病情刚有点好转，母亲就不想在那住了，她想回家静养。临走之前，大夫特意叫我出来谈话，他说：“我翻你母亲的床底下，怎么全是药啊？”他这一问我才知道，大夫给母亲开的药她一粒都没吃，只是输了液。我实在不明白母亲是怎么想的，就回去问她，没想到她说：“这是国家的药，吃了就等于是占了国家的便宜。我们不能再占国家的便宜了，把药全部留下还给大夫，给别的病人吃。”我说：“国家给的福利，为什么不享受呢？你的病好不了，我这辈子都愧疚啊！”但老太太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我们也奈何不得。但我还是开了点药备存着，叫父亲督促她吃。
母亲病危的时候，我打电报通知了各地的兄弟姐妹，三个哥哥由于工作忙赶不回来，只有大姐从上海赶来照顾母亲。年事已高的上海表姐由于行动不便不能来，特意让她的大女儿雁飞代替自己来照料我母亲。她们俩一直精心照料着病重的母亲，伺候她吃饭、穿衣、洗澡等，直到1980年母亲因胰腺癌不治身亡。当时我正在当兵，闻讯后立刻从部队赶回家给母亲送葬。那时候来送母亲的人很多，大家都说她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我知道这都是母亲的好心肠换来的回报，也是对她最大的安慰。唯一让我遗憾的就是，处理完母亲的丧事我就必须马上返回部队，而且她生病的时候我也没能日夜守在病床边，真是“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但军令如山不可违，作为人民解放军，我当然不能违抗军令，只是没能在母亲病床前尽孝让我终生惭愧，至今想起来都觉得有愧于她！现在，为了弥补心中的遗憾，我能做的仅仅是继承母亲的优良品德，像她一样无私地帮助那些处在困境中的人。
回想我父母的一生，既是平凡的，又是令人感动的，我对他们二老充满了感恩和敬爱之情，因为他们把无私助人、勤劳奉献这些美好的品德都传给了我。后来我之所以能够帮助一些人，不图回报，完全是来源于父母的言传身教，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精神的传承，因此，我对他们二老充满了感激之情。
我的哥哥姐姐
在一般人的想法中，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似乎总有一种隔阂和距离感，彼此不会那么相亲友爱，但我们家却没有这种情况。我的父母对孩子非常关爱，孩子也对父母非常孝顺，哥哥姐姐都和母亲很亲近，一直管她叫“妈”。在我小时候甚至不知道哥哥姐姐不是母亲亲生的，后来才逐渐了解了这一情况，因此，我跟哥哥姐姐之间的感情都非常融洽，完全不分彼此。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父母亲的言传身教。他们本身做人比较正直，对孩子们不存偏见，也不会给我们灌输“同父异母”这样的概念，只是教育我们要好好做人，团结友爱，因此，他们的行为都深深地影响到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