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的印象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人人面黄肌瘦的，得什么病的都有。那时候父亲在外地工作，给家里寄的钱不多。我跟母亲也吃不上什么东西，有时候也会闹病。我虽然挨过饿，但家里的事情基本也没怎么操心，放学回来也有饭吃，虽然吃得差点，但好歹能填饱肚子。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时候我还跟着母亲去外面挖过野菜，回来和着粗粮包菜团子。一般中午都有一碗汤，就着半个窝头吃，其他就再没什么了。那时候母亲没吃过什么好的东西，从此落下了病根。
后来成立大食堂我也都经历了。因为父亲当时只是一个技术员，工资很微薄，还不够分配营养补助的条件，我们家就只能按级别领到一些粮票。我记得给我的定量是25斤左右，母亲可能稍多一点。对于那时候的中国人来说，粮票可是个不得了的东西，真是太值钱、太珍贵了。那几年，家里真是困难极了，衣服基本上一年四季都穿那几件，没有更多的换洗衣服；鸡蛋几乎是一个月才能吃上一两个，而且这就算很不错的情况了，更困难的时候是今天吃完这顿，明天再吃什么就不知道了。由于常常吃不饱，我还曾经到饭馆里捡别人的剩菜剩饭吃，现在想想，那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真是挺艰苦。但是我们家还不算是最困难的，有些人家甚至已经揭不开锅，没法生活了。因此，心地善良的母亲还要从本来已经很少的生活费中节省出一部分寄给上海的表姐，帮她渡过难关。街坊邻居都不太理解，说母亲何必自找苦吃？
由于当时年纪尚小，’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生活方面比较艰苦一点，其他也没有什么切身的体会。记得哥哥姐姐有时间都会过来看我们，给我们带点吃的。总的来说，那时候我也没有受太多的苦，一大家子人都互相接济，凑点钱就够花了。
至今，我家里还保留着一些全国粮票/布票舍不得丢弃。
考上北京电力学校（1964—1968年）
初中毕业后，我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考上高中，但是我平常贪玩，功课也只是中等水平，对于这个志愿我也没敢抱太大的希望。所以填志愿的时候我就想着，高中能考上就上，考不上就上第二志愿的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后来我没考上第一志愿的高中，第二志愿通知书下来了，我被北京市怀柔电力科技学校录取了。通知单一下来，我拿给母亲看，母亲说：“怎么分到怀柔县去了？”父亲却说：“你去吧，我一辈子全国各地都跑遍了，怀柔县离北京也不远。”于是我就听从父亲的建议去怀柔上学了。
那时候交通很不方便，从北京到怀柔得先坐小火车，然后再换长途汽车。这所学校的师资力量比较薄弱，但所学的专业跟北京电力学校基本上是相同的，不到半年以后，它就被并入北京电力学校（北京电力学校后改称北京电力专科学校、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2000年并入北京交通大学）了。这样一来，所有的学生都到北京来上学。那时候我家住在学院路附近，这个学校在西直门附近，离家倒不是很远，我记得坐公共汽车16路大约七八站就到家了，一个礼拜可以回家一次。这期间父亲一直在外地工作，母亲和我留在北京。
那时候我们的生活费由国家和学生各负担一半，这样也算是给家里减轻了负担。而且考进北京电力学校以后，基本上工作就有了保障。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学校的毕业生国家包分配。当时发电厂非常需要工人、工程师和技术员。所有的现代化事业都离不开电，但电力系统的员工专业性要求很强，必须由电力专科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可以进厂工作。当时我学的专业是发电厂电力网，就是发电厂里面操纵电力设备的，工作后属于工厂里的技术员。爬电线杆、修电灯等我全干过。
北京电力学校要比我们之前在怀柔的学校正规很多。除了学习专业外，业余时间我们还有一些课外活动。学校成立了话剧队、歌舞队、曲艺队、篮球队、排球队。我想参加体育队，可是觉得自己的水平又不行，参加话剧队、歌舞队，我的基础也不是特别好。我就想参加曲艺队，可别人说我也没有曲艺基础，最后我就什么都没参加成。可我不死心，不服输的劲头又上来了，我就开始听广播，自学曲艺。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应该是我曲艺爱好的萌芽阶段，只有一点模仿能力。我买了本传统相声集，天天揣摩《关公战秦琼》、《醉酒》等名段。
“文革”中的宣传队员（1966—1968年）
加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在学校学了不到一年半，“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学校里面都乱套了，“文斗”、“武斗”开始了，专业基本上都白学了。
那时候我任何“武斗”都没有参加，学校里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语录，我就加入了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正式学习吹拉弹唱跳，全面展开，学习拉二胡、弹三弦、吹笙，耳濡目染之下，唱歌、跳舞、唱戏这些也都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在那之前，我只是对音乐有一些喜好，之后就是逼着自己必须学这些东西。当时我是二年级的学生，宣传队里还有一些四年级的学生，他们的二胡拉得非常好，我就天天跟着他们学。他们非常耐心地教我，不到一个月，我就学会拉二胡了，三弦也能“扒拉”两下，就上台表演了。
当时宣传队主要到北京市的各大学校和农村地头去慰问演出。主要演的节目是传统的对口词、三句半，还演唱革命歌曲，像《大刀进行曲》、毛主席诗词歌曲、《东方红》等等。那时候最盛行的舞蹈是《洗衣歌》，《红绸舞》也非常典型。
我的主要任务是唱京剧和乐器伴奏。我们把毛主席语录编成京剧的唱词去唱，再有就是吹笙给别人伴奏，表演最多的是《我是一个兵》。还有的时候会演一些小节目，比如说，我头上戴着白毛巾，粘着小胡子和同学扮演老两口，夸社会主义好、毛主席好、共产党好、“文化大革命”好。这类节目是当时必须得有的。
“文化大革命”刚一爆发，我们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成立了，一直到1968年毕业分配时才解散，存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那时候我们吃住基本上全在学校，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几乎也没回过家。
为了提高表演水平，丰富宣传队节目内容，队长动员大家外出观摩学习。什么“枪杆诗”、乐器小合奏《革命歌曲联曲》等都是学回来的。有一次，宣传队有个叫郝生的同学搞来了空政歌舞团、总政歌舞团、战友歌舞团联合演出的文艺晚会门票请我过去看。有空政女歌唱家张映哲的《祖国颂》独唱，有演唱《长征组歌》的《四渡赤水》等片段的歌唱家贾士骏、马国光，还有马玉涛、张振富和耿莲凤，节目精彩极了。看到晚上11点没车了，我们俩只好步行回家。几十里路上评论节目，兴头十足，一点也不觉得累。
2008年12月，北京电力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别40载后再聚首（后排右三是我）
我们宣传队一共20个人，编排出来的节目有十来个，大概最多能演一个小时，其中有三句半、小品、快板、相声、唱歌、跳舞、唱戏、乐器独奏等，基本上也就是这些，大型的节目演不了，因为我们就这么几个人。在宣传队里，一个人要顶三个人用，又唱又跳，又要乐器伴奏，还要敲木鱼，因为那时候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跟我们部队的文工团完全是两码事，更不像现在专业的表演团体有灯光设备、舞美等部门。我们那时候什么都没有，走到哪儿演到哪儿，舞台都是现成的，站上去就表演。化妆也极其简单，就是用毛笔描一下眉，抹点口红就上去了。那时候完全是凭着一腔革命热情，连喊带叫地把节目演完了，但是水平也不是太低，还算看得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