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不长时间，我便明白几个道理。第一，大学使我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学习阶段，这个学习阶段会导致天壤之别的学习效果。几年后，同班同学，一个人的水平，可能达到作为另一个人老师的水平，这毫不奇怪。这正是发挥我刻苦勤奋精神和聪明才智的教学方式。第二，图书馆对大学学习非常重要。第三，书报干事的工作，对我既十分合适，也意义非常。我既可以为同学们服务，并提高自己的办事能力，又可以充分利用图书馆，为我的学习插上腾飞的翅膀。我似乎理解了老师让我担任这个职务的良苦用心——那就是培养和助力。我很快进入了角色，学会了各种检索图书的方法，熟悉了图书馆的结构和功能，课余就钻进图书馆，浏览图书和杂志。就这样，我在得其所哉的新的学习环境里，奋力畅游在知识的海洋中。
效果很快显现。在老师的眼中，我是学习的标兵。外语老师曾让我的一个舍友，向我请教如何学好外语；另一位舍友，当时担任语文课代表，多年后告诉我，语文老师也曾要他向我学习如何写作。系里领导对我的学习状况也印象深刻。我们的系主任就曾当面赞扬：小郭有三个优点，第一是学习好，第二是爱劳动，第三是为人正直。“为人正直”是否是我的优点姑且不论，“学习好”是个讨人喜欢的优点，大体不会错误。
没过多久，担任党支部书记的林老师找我谈话。他郑重地送我一本刘少奇所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鼓励我严格要求自己，靠近组织，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云云。可以设想，按照这样的轨迹发展下去，我庶几可以成为一名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合格接班人。系主任曾经在一次会上给我们展示出美好的前景，她说，我校的毕业生进入社会，不是大机关的小秀才，就是小机关的大干部。我们都曾为之激动。对于我的人生来说，我想，即使没有波澜壮阔的事业，其曲线也应该一路上升。
正当我沉浸在大学生活的美好氛围中时，一场政治风暴突然降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文化大革命”及其后迭起的政治运动，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生态，不仅影响了许多人的命运，也打断了我的人生进程，惊破了我的梦想。今后将是具有政治潜质和社会活动能力的人施展身手的舞台。而对于我，学习和业务才是安身立命的依仗。作为一介书生，我仅适宜于在稳定健康的气候中，追随着一位知己者的领导，作一份业务工作，走一条“学而优则仕，仕而久则升”的平稳路线。而之后，面对险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书生本色，刚直秉性，常常应对无措，表现失当，不是左支右绌，就是被边缘化到舞台的角落。我像一支无根的浮萍，飘零而嫩弱。我的命途从此多乖多舛，充满了坎坷。
“革命”骤起
“文化大革命”是一人导演、万众愚昧的疯狂和荒唐。在“大民主”的华丽外衣下，到处是毫无法治意识的随心所欲，随时上演着“创意”无限的恐怖剧和闹剧，实施着对人身心的折磨和摧残。在这段浓缩的历史中，我看到了人性的变态扭曲，看到了血淋淋的人间惨像。曾经为新中国的建立奉献众多的革命前辈们，孜孜不倦著书立说、传道授业的学者大儒们，哪怕是默默无闻的普通知识分子都没有逃脱被迫害的厄运。因为地、富、反、坏、右，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还有“臭老九”，这九顶帽子，把以上大部分人“一网打尽”。而有些学者名流和老师不久前还在向求知若渴的学生讲述前沿知识，传道授业解惑。那时，用以折磨人的方式花样翻新，各种残酷刑罚重现人间，戴高帽，“坐飞机”，皮带抽，板凳砸，地上爬，高凳站，烈日晒，暴雨淋……各种伤害肉体、抹杀人格、毁灭尊严的迫害方式无所不用其极。
我记得薄一波被批斗过很多次。在工人体育馆里，上面人群在喊：“打到大叛徒薄一波”，他在下边高声叫道：“我不是叛徒！”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迫害跳楼，摔断了腿，还被箩筐抬到了工体会场，继续批斗。彭德怀被从四川押了回来，红卫兵在北京航空学院开万人批斗彭老总大会。当时正值七八月炎热天气，彭老总被押上高台的一角，在烈日下“架着飞机”站了两个多小时。批斗结束，几个如狼似虎的人，连推带搡把他推进了吉普车，老人跌坐在车内，汽车绝尘而去。
在社会上，当时北京的学生分成了两大派，一个是“天派”，一个是“地派”，出现了所谓的“五大领袖”，这些人各有罪过，但又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操纵的马前卒和打手。每当周恩来总理保某人，如陈毅、谭震林、余秋里等，就会有内幕消息传来，说某人在某会上态度恶劣，跳得很高，必须批倒批臭，于是红卫兵便毫不理会周总理的讲话，对某人揪住不放，穷追猛打。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是著名革命烈士孙炳文的儿子，担任过朱德同志的秘书。有一次江青、康生等人接见人民大学红卫兵组织的头头时别有用心地说，孙泱是朱德的秘书，你们为什么放着孙泱不斗，云云。此话一出，红卫兵头头们立刻心领神会，一夜之间北京就掀起了攻击朱德的狂潮，“打倒大军阀、大野心家朱德”、“砸烂朱德的头”等恶毒大标语刷满了北京城。孙炳文烈士的后裔在“文革”中的遭遇令人心寒。孙泱的妹妹孙维世，是周恩来的养女，在演艺、导演、翻译等诸方面颇有建树，曾担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导演兼副院长，也没能逃脱被迫害的厄运，最后不明不白死在监狱，年仅47岁。
学校这本该最纯净安宁之地，迅速卷入到这个大漩涡之中，盲从的学生成为被利用的急先锋。学校停课，学生闹革命，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会到处上演，战斗队纷纷成立。人与人之间没有了真情，即使是昔日的亲朋好友，甚至是血脉相连的亲人，伉俪情深的夫妻，都有可能互相揭发，反目成仇。后来全校分裂成两派，相互之间争斗不休。直至发展到校园被分割为南北两部分，中间拉上了铁丝网，武斗队头盔、铠甲、长矛武装，剑拔弩张，彼此武斗，并且死伤了一些人员。
记得“文革”开始不久，在学校的文化广场，一次就批斗了三十多位官员、名流、教授，包括高教部部长蒋南翔、中央党校校长林枫、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等。我在学校里看到的最胡闹的一次，是学生们用一条绳子把几十个所谓的“牛鬼蛇神”串成一大溜，一个个胸前挂着写有其罪名和姓名的牌子，走在前面的每人手中拿着一面锣，一边行进一边喊着“我们是牛鬼蛇神”，十分荒唐。挨斗的人，头上所戴帽子，花样百出，有的学生竟把厕所里的纸篓扣在老师的头上。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根本无法想象出那种疯狂劲儿。
有一位老师，被关押起来写交待材料，身边实在没有自杀工具，便把钢笔顶在桌子上，硬生生插到胃里死去。有个员工在“五七干校”期间，为求解脱，多次自杀均未成功，后来就在劳动时，把脑袋伸到电锯里，被锯为两半而死。然而在那时，自杀的人不但没有获得人们的同情和怜悯，反而被认为是自绝于党和人民，属于畏罪自杀。这些人即便死了，都还要受着人们的鞭挞。按那时的说法，叫做批倒批臭，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在人间惨剧不断上演的同时，一出出闹剧也轮番上演，每一个普通的学生都可能是闹剧的演员。在每间宿舍里，放着成桶的墨汁和浆糊，床下大多都有厚厚的纸张。不管任何时候，即使是半夜，只要喇叭里播放起《东方红》的乐曲，然后有人喊道：“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最高指示”，哪怕仅几个字，比如“要斗私批修”，人们就会立即爬起来，写好庆贺的大标语，然后摇着旗子，喊着口号，敲锣打鼓出去张贴、游行。有一阵子，风行“早请示，晚汇报”。早上起来后，晚上睡觉前，都要对着毛主席的挂像，或者拿来一尊毛主席的石膏像，履行庄重的请示汇报议程。到食堂吃饭前，要先向毛主席像行了鞠躬礼，大师傅才会开饭。即使外出在火车上、在旅馆里也毫不例外，不过那时一般会面向“红太阳”所在地，即北京方向。这些活动，有时有人带头组织，有时完全自觉。记得有次我正出差在南京，晚上已经熄灯睡下，突然想起还没有“晚汇报”，便郑重爬起，补上这道顶礼膜拜的仪式。那时的红卫兵组织可以随意成立，一个人就可以打出几个“战斗队”的牌子。有的一个人就可成立个“某某兵团”，当个兵团司令。“战斗队”的名字五花八门，像“敌敌畏”、“敌百虫”还是蛮有“创意”的。那时还风行改名，凡父母过去所起的名字有点“封、资、修”的味道，就要改掉，改得越革命越造反越红色越好。记得我所住的东风一楼，有一天楼门口突然贴出一张“严正声明”，看过方知，有位老兄要改名字，大意是：自即日起，改名为孙悟空，让张某某滚他妈的蛋吧！谁要是再叫张某某，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都要负责。几十年后我们老同学们相聚，忆及“文革”中发生的这些闹剧，已经没有了痛感，唯余忍俊不禁的笑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