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骤起
在许多人成为阶下囚和批斗的对象，备受侮辱和折磨时，造反派的头头却一呼百应，威风八面。特别是中央文革成员，手握生杀予夺的大权，骄横跋扈，不可一世。记得有一次戚本禹来到人民大学，站在一个台阶上，下面聚集了许多欢呼雀跃的红卫兵。戚身穿黄色军大衣，两只手插在大衣口袋里，脑袋左右转动，目光压根儿没有看一眼面前的人群。其顾盼自雄、睥睨天下的狂傲至今历历在目。
一直到1968年秋天军宣队、工宣队进校，学校里的大混乱局面才趋于稳定，当然这并不是“文革”的收场。
下面把我本人“文革”中在学校这一段时间的活动撮要回忆一下。
东北串联
1966年8月份，全国各地开始“大串联”。8月20号，邓小平、陶铸来到人民大学，做了重要讲话。第二天有人组织人民大学、北京大学13名学生到东北“大串联”（究竟是何人组织，至今我们也不清楚），我是其中一员。途中火车上遇到一位北京师范大学的女生，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就这样，我作为一行14人之一，开始了我的第一次“大串联”之旅。
我们是第一批到东北“串联”的北京大学生，沈阳是我们的第一站。到了沈阳，一下火车，我们就听到“热烈欢迎北京来的红卫兵”的口号声，一位省委书记处书记率人亲自到站台迎接我们。这把我们惊得一跳，真不知他们是从哪里得到的信息。我们被接到省委招待所，首先开了个座谈会，之后书记提出安排我们住在省委招待所。我们果断拒绝道：“不，我们要住到群众中去!”一行人随后住到了辽宁大学。
消息很快传开。甫一住下，沈阳和其他地方的群众纷纷来找我们，向我们述说他们那里造反派受到压制的情况，我们就向他们介绍北京“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传达“毛主席的声音”，坚定他们的信心，鼓励他们的勇气，庄重地嘱咐：“你们一定要紧跟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打倒修正主义，打倒走资派。”这就是当时我们肩负的“神圣使命”：“煽风点火”，把“文化大革命”之火在全国搞成燎原之势。
记得有一次，沈阳航空工业学校邀请我们去作报告，我们去了三个人。一到那所学校，师生们夹道欢迎，锣鼓喧天，热闹非凡。那天，我们其中的一个人介绍了北京的“文革”情况，我读了邓小平和陶铸在人民大学的讲话。最后，当地的学生为我们带上他们组织的红卫兵袖章。我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被情绪高涨的红卫兵交换了一次又一次，为的是留作纪念。最后，到我手中的是一位叫祁凯年的学生的《毛主席语录》。
旋后，我们从西线北上，到了齐齐哈尔、哈尔滨，最后一直跑到伊春。那里有大片的原始林区，人烟较少，风景幽静秀美。9月初的北京，天气尚热，我们出发时穿的带的均是夏衣，而此时伊春的早晨已经哈气成霜，我们感到很冷。市里了解到这种情况，立刻从市体委借了衣服给我们穿。离伊春几十里有个叫翠峦的地方，我们有一部分人，曾去宣传“文化大革命”，当地群众敲锣打鼓，扭着秧歌，大白天打着灯笼欢迎我们。当时北京的红卫兵就像钦差大臣一样，挟天子脚下的威风，打着革命的大旗，所到之处，都会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当地的党和政府也非常看重。
离开伊春，我们由东线南下，到过佳木斯、牡丹江，还到了图们、延边，同样受到朝鲜族干部和群众的热情接待。我们曾到图们江边，眺望着对岸朝鲜的南阳镇，神秘之感油然而生。在吉林、长春，我们大多是游览当地的风景和名胜。
1966年9月，北大、北师大、人大同学组成的北京赴东北的红卫兵小组于黑龙江佳木斯刘英俊墓前合影
前排左一郭济兴，左二李树本，左三姚登田，左四朱杰，后排左一刘树范，左三褚筱香，左四王玉英，左六蔡长俊
就这样，我们历经一个来月，到了十多个城市，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去参与完成一项使命，是外部的赋予，也是心存自觉，并曾经以此为荣。罪过乎，亦或受害乎？
返京途中，又经沈阳，大部分人思归心切直接回去，我和另外两个人转车到了大连，趁机游玩了一番。当我第一次见到大海，激动得心就要跳了出来。无垠的大海在天际呈弧形凸起，湛蓝湛蓝。此后几十年，我到过国内的许多海边，却再也没有了那时的感觉，既没有那壮阔的凸起，更没有了透彻的湛蓝。
“遍游”各方
回校不久，我们的组织就被打散，因为在校内我们属“保皇派”（保系总支，保校党委）。作了一段“逍遥派”后，我和同班的李树本、路有为、王学祥四人自发组织，决定到南方“串联”。那时候只要是红卫兵，就可以免费乘坐交通工具，到各地都受到接待与食宿安排，因而我们也无须作什么准备，背上一个军用小挎包就出发了。这次“串联”，没有背负任何革命使命，每到一地就是游山玩水，欣赏美景，参观古迹。我们去了南京，到过无锡、苏州，之后又到了上海、杭州、绍兴、宁波。给我们印象最美的是无锡太湖的蠡园，其滨临辽阔的湖面，不多几处亭台楼阁，远处是如黛的山丘，显得浩淼开阔和宁静素雅。在一个亭台的画柱上，一幅楹联我一直记得，上联是“湖海高人范少伯”，下联是“烟霞达士鲁仲连”，不由得让人联想起范蠡激流勇退的睿智以及和西施真挚伤婉的爱情。我们中生活阅历较多的李树本当时感慨：“退休后能在这里生活挺好。”
以后多年，我曾数次到过太湖，也在太湖边的宾馆住过。尽管而今的太湖之滨，营造有宽宽的绿化带，增建了不少景点和高级宾馆，但是蠡园一带超凡脱俗的雅静与美丽却荡然无存。在无锡，还有一事记忆犹新。此前，毛主席的石膏像还没面世。到无锡后得知当地一家工厂刚刚制作出来。为买这一圣物，我们半夜排队，终于如愿以偿买了四尊。但我们发愁，旅途颠簸，怎么才能安全带回北京。后来，我们向售货员好生说明情况，人家看在我们是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又对伟大领袖如此感情深厚，便找一个纸箱，仔细包扎。一路上，跋山涉水，我们四人轮流背着，个个小心翼翼，唯恐稍有亵渎。回京后，我们都摆在自己的书桌上，很是骄傲了一阵。不过，由于是第一代产品，工艺落后，没有上釉，一经擦拭，便留下脏痕，着实令我们心疼遗憾。
当我们旅行到江西鹰潭的时候，报纸上大力提倡步行“串联”。我们商议如何响应号召，最后决定步行到革命圣地井冈山，于是从鹰潭出发，弃车徒步，经抚州、崇仁、戴坊、永丰、吉水、吉安等地，历时八九天，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心茨坪。途中最多一天走了八九十里路，累得我们筋疲力尽，有的倒在路边的草地上爬不起来。但在革命精神的召唤下，大家咬紧牙关，互相鼓励，坚持不拦车不搭车，到底没有放弃。在井冈山接受了革命教育之后，我们搭乘一辆卡车，又转乘一段火车，来到了长沙，参观了清水塘，游览了橘子洲、爱晚亭，领略了伟大领袖“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意境。之后感到，圣诞之地韶山，离此不远，不能不去瞻仰，于是又步行到了韶山。记得去韶山那天，下着小雨，我们没有雨具，冒雨前行，全身淋得湿漉漉的。由于参观的学生太多，韶山接待条件不足，既没有吃好，住的情况更差。男女学生混在一个大厅里，大家穿着湿衣，和衣而卧。女学生睡在床上，男同学就在床下塞张草席睡下。好在那时大家觉悟甚高，只有革命的豪情，没有资产阶级的不良杂情，偌大一个大厅，乌泱泱上百个少男少女，一夜倒也相安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