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济兴高中时独照
北上求学
这是一所朴实的学校，朴实到贫家孩子丝毫不会感觉卑怯，不会因窘迫产生心理的不适和困惑。人民大学为众多寒门子弟打开了通往现代文明之门，而她的孩子们又把质朴和节俭代代相传。在这里，文明面前人人平等，而无须用金钱装点和门第哄抬。
这是一所集体意识很强的学校，上进的氛围激励着每一个学子，大家彼此帮助，无时不感受到组织的关注。
——摘自郭济兴《我的人大情结及“人大之家”》
（《人大往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我终于离开了家乡那个小乡村，踏上了北上求学之路。在这次旅途中，我第一次见到并坐上火车，也是第一次坐上汽车。一切都是那么新鲜，一切又充满未知。考上北京的有不少同学，我们结伴从温县出发，走向了属于自己的梦想之地。
我们的团队有七八个人，跟而今的农民工一样，斜挎着花花绿绿的土布单子捆成的行李卷，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当时交通很不发达，我们先坐汽车到焦作，再从焦作坐一个多小时的火车到新乡，最后从新乡坐14个小时的火车才来到北京。学校在北京火车站设有新生接待站。我顺利坐上校车到了学校。在新生接待处，恰遇到高我一届的唯一一位河南老乡王韩增，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向他的同学介绍我：“这就是我们系的第一名，我老乡！”学兄学姐们随着交口称赞。他们的热情和称赞，使我很快消除了陌生感，一下子融入了这所学校，从此开始了和她一生的不解之缘。
终于到了伟大的首都北京！我实在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下午放下东西，稍微安置了一下，第二天一个人就跑去参观颐和园了。那时颐和园的风景远非现在可比，山清，水秀，游客少。我被它的皇家气派和美丽完全征服，如入仙境，仿佛置身在琼楼玉宇。之后看到北京的古老城楼和城墙，看到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特别是50年代末兴建的十大建筑，都觉得非常伟大。至于第一次坐车途径天安门时，更是兴奋异常，激动万分。
我们的宿舍是学校东南角的东风一楼，四层的红色建筑掩映在绿树丛中。楼下很近就是拥有几个拱形相连屋顶的食堂。当时虽然国家刚刚度过困难时期，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并未显著提高，但是北京的大学里伙食却已非常好。所吃大米全部是质地优良的京西米和天津小站米，并且用一个个小铝钵分开蒸制。有时每位一顿可以吃到半只小鸡或一条数两重的鱼。这在我看来简直就是天堂，我再也不用担心饿肚子了！儿行千里母担忧，家里来信，首先问能不能吃饱，我不知如何回答。因为我无法形容、他们也听不懂我报的菜肴。我只好告诉他们，吃的天天像过年一样（过年即过春节）。第一个学期末，我的体重增加了七斤半重。自“文化大革命”始，伙食标准虽未降低，但管理日渐滑坡，伙食再也没有达到大学一年级时的水平。
开学不久，我就领到了助学金。最高的助学金是每月19块5毛，享受这等助学金的一般是革命烈士子弟。我的助学金是18块，已经是非常高了。大学五年我是这样打点自己的开支的：每月交付固定的伙食费15块5毛，尚余2块5毛。把每月的2块5毛钱积攒起来，就是我五年的所有其他花费，包括假期回家的往返路费，购买学习所需的文具、衣服、日常生活用品。5年里，我仅买过两三件很普通的衣服，一件也就几元钱，还买过一双黄色的力士胶鞋。其他穿戴均由母亲制作。有的衣服多处打有补丁。一块肥皂、一管牙膏，就是我一个学期的日常所用。至于交际和游玩费用，那是没有预算的，以致于5年里，我只是和相距较近的北大、清华的高中时同学交往较多，其他大部分在京的高中同学很少来往，唯一的原因就是没钱。
离开家乡后，我再没有向父母要过一分钱，姐姐给钱我也一概拒绝。记得有次回家，返校时姐姐送我到汽车站。汽车即将开动时，姐姐从打开的玻璃窗上塞给我五元钱——她以为这样我就不得不收，我很快扔了下去，姐姐马上又塞了进来。汽车在缓缓开动，我们就这样上下扔了几次。等姐姐最后一次把钱扔上汽车，车速已经加快，我只好收下。汽车上下，姐弟两人掩面而泣。尽管人们对计划经济下的教育体制有所诟病，我还是要感谢那时对农家子弟和贫困孩子在教育方面的救助制度。它使无数个孩子实现了梦想，改变了身份，并带动他们的家庭改变了无助无望的状况。它让弱势者有了希望，社会增添了奋发向上的活力。现在，选择的机会似乎多了，但寒门子弟却没有路可以走通了，他们压根就没有选择的权利。
入校不久，我们就为国庆节参加天安门广场群众集会和联欢活动做准备，每天课余练习跳舞，比如随着《北京的金山上》的乐曲跳藏族舞。同学们天天都在盼望见到毛主席。不料国庆那天，我校的方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面，离天安门城楼太远，大家心急如焚，天安门上的景象就是看不清楚。集会结束，不免有些惆怅，许多人继续留在广场，我随着人群径直走到金水桥前，仰望着天安门城楼，久久不愿离去。谁曾想到，一个多小时后，毛主席突然再次出现在城楼上，并不停地向下面的人们挥手。人群顿时沸腾起来，“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响成一片。我们终于如愿以偿，真真切切地看到了毛主席！许多人流下了幸福的热泪。自从有了这第一次的狂热和顶礼，以后的崇拜和无条件的追随便成为正常，理性和冷静反而有悖情理，甚至被认为是立场、思想和感情的异类。
北上求学
晚上我们在广场上唱歌跳舞，观赏五彩缤纷的烟火，很晚才返回学校。
曾经的好苗子
郭济兴在人大读书时的学生证
很长时间里，人大的学生以调干生为主，后来逐渐调整入学新生结构，到我们这届，基本都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我们班35名学生，只有一位来自辽宁的调干生。那时政治理论学科受青睐，人大的四大理论系是大系，管理类学科不被重视，我们工业经济系一届只招一个班学生。虽是小系，却五脏俱全。人大的传统是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入学不久，班里便成立了党支部，尽管学生中还没有一名党员。党支部书记由讲授政治经济学的林老师担任（其父是担任过河北省委书记的林铁），另外两名成员是我们班的辅导员谭老师和讲授党史的王老师。团支部和班委也陆续成立，我担任了班上的书报干事，主要职责是根据教学的要求，到图书馆联系借书事宜。这个职务在我的中学时期从来没有，原因是我的母校没有图书馆，另外中学学习的目的就是应试，主要是按照教学大纲掌握好课本上的内容。大学则截然不同。人民大学拥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我第一次到学校图书馆，完全被它的浩如烟海所震撼。同时大学的教学方式全然有别于中学。中学我称之为精细的填鸭式方式，其特点是以课本的内容为主要对象，以老师的讲课为主要方式，老师对课本的内容条分缕析，讲解得细致精确，学生需要的只是接受。接受得越多越牢，学习的任务完成得越好。而大学的教学是概略的、引导启发式的，课时安排得不多，老师提纲挈领地讲授，然后提出大量参考书籍，学生课后到图书馆借阅学习，学后进行讨论。学习的地点不只是教室，你尽可以在宿舍、图书馆，甚至到公园，也可以几天大家互不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