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长沙后，他们几个直接乘车返校，我又到武汉游玩了一番。这时春节已近，我便径直回到老家。春节过后如何行动，我犹豫不定。此时上面已经发出了停止“大串联”的指示，而回校，则一片混乱，无休无止，令人厌倦。思考再三，决定继续优哉游哉串联去也！于是我带着在新乡上高中的弟弟和他的一个同学，坐车直达广州。虽然上面已经决定停止串联，但许多红卫兵还没返校，各地的红卫兵接待站还在，车站对红卫兵检查的并不严厉。于是我们混出火车站，在广州好好地游玩了一番。离开广州到了衡阳，我和弟弟兵分两路，他和他的同学向东，到没有去过的杭州、上海；我一个人则向西，跑到桂林、贵阳、重庆、西安，游玩了一圈。在西安，我看望了叔叔一家。这也是我小时候离开西安之后第一次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堂嫂给了我5元钱，我感激异常，因为这是我上大学期间，收到的最大数额资助。一位堂妹还送了我一双袜子。
1967年春，郭济兴（右）在桂林大串联时留影
在桂林的时候我碰到一个内蒙古“串联”的中学生。他伤心地给我讲述了他的遭遇。他说他叫徐捍东，是内蒙古巴盟一中的学生，不小心把自己所有的钱都给弄丢了，不仅回去没有了路费，吃饭也成问题。我顿时心生怜悯，就给了他10块钱。10块钱对当时的我来说十分珍贵，我一个月的助学金18块钱，交了伙食费，只剩2块5毛钱。我需要半年左右才能攒下10块钱。当时他很感动，信誓旦旦表示，回去后很快把钱寄给我。我回校后，等了好长时间没有音信，于是给他的学校写了一封信查问。结果学校回信说查无此人，我也就无可奈何了。当时看他的模样，应该是中学生无疑。我至今认为，他不会是预先设局骗我，大概是10块钱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数目，他很难凑起这么一笔巨款。
“遍游”各方
除了这个小插曲之外，数次串联没有遇到其他不愉快的事情。我们所到之处都受到接待，只是接待的质量有所差异。人们对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尽力给予帮助。记得离开上海时，一位女同志，送给了我们能吃5天的小馒头作为干粮。在杭州六和塔游玩时吃午饭，为了省钱，我们只买了几碗米饭，然后倒些不要钱的酱油下饭，饭店的员工看到后只是相视一笑，并没制止。一路上，我经常穿着的是土布的上衣，打了大补丁的裤子，但只要拿出学生证，甚至是校徽，人们就会另眼相看，给予关照。整个社会的治安状况也不错。就这样，我们这些当年的红卫兵利用“大串联”的机会免费跑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内查外调
“串联”回到学校，已是1967年3月份。之后不久，原来组织被打散的师生员工，集结起来成立了一个新的红卫兵组织，我也加入其中。两大组织你来我往，缠斗不休。大喇叭昼夜不停地喊叫，大字报大标语层层更替。作为普通一兵，我就是参加一些校内和社会上的批斗大会，有“最高指示”发表后写一些三呼万岁的祝贺大标语，在彼此骂战中写几张大字报摇旗呐喊。捱到1967年冬天，我和新闻系两位同学被派到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一号人民大学的分部，好像是帮助印刷厂搞斗批改。民国时期，这里先后是总统府、国务院、总理府以及段祺瑞执政府所在地。其主楼是一栋欧洲古典式灰砖楼，四周是回廊。整个一个冬天，我们就住在这栋建筑里，没有帮助人家搞任何事情，大多是在看书中打发日子。再后，我参加了专案组，主要目的是调查对方组织里的可疑人员，以便能揪出个“隐藏”在对方组织里的“坏人”，借以作为攻击对方的炸弹。在北京的调查中，我印象深刻的是找过原山西省省长王世英，还摸到过李宗仁的家中。
记得那是位于宣武区的一个平房院落，红漆的大门，非常干净，一位年纪不大的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们。至于李宗仁先生，我们并没有见到。这两次究竟是调查谁的什么问题，我已记不起来，印象中似乎没有多大的事情，也没有确凿的线索表明和李宗仁、王世英有瓜葛，我们不过是想借机去见见这些大人物而已。后来，我和印刷厂的一位工人师傅结伴，出差两次。一次是到冀中的河间、献县、安国、蠡县等地，调查的内容好像和教会有关。另一次是到太原、太谷、平遥、运城等地调查，然后经平陆，坐一只小木船渡过黄河，到三门峡，再到我的家乡温县的邻县孟县，顺便了解当时的人民大学哲学系主任、后来担任过人民大学校长的张腾宵的情况，因为张是孟县人。张的老家已没有什么亲人，我们只找到两个他小时候的玩伴。据他们回忆，张小时候比较埋汰，冬天里嘴唇上总是挂着两条鼻涕，十三四岁便离开了家乡。岂料张后来奔赴延安，在革命的熔炉里锻炼成长，终成大器。
1968年秋天，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学校，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为此成立了一些专案组。我被抽调到专案组，前后将近半年时间。专案组里一般是一个老师带一个学生，进行内查外调。我和陆启良老师搭伴。事后我想，我之所以能够进入专案组，大概一是军宣队和工宣队信任我，二是我的立场观点并不极端。
我和陆老师负责审查的对象是一位姓陈的女副教授，福建人，从小在教会学校上学，一直读到燕京大学，也算是司徒雷登的学生。后经司徒雷登推荐，到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学专业，是我国比较早获得国外社会学博士的学者，更是鲜有的社会学女博士。回国后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社会福利系。解放初期院系调整，她来到了人民大学，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后一直在我们系资料室工作。她一辈子没有结婚，孤身一人，似乎也没有什么过往甚密的亲人。进校不久，我们学生们就认识了她，因为她的形体很特别，腰弯得差不多有90度，永远都是那样身姿，但走起路来很快。当然对她的其他情况我们那时并不了解，只是觉得她奇特而且非常普通。进专案组时，军宣队和工宣队领导介绍，说她历史非常复杂，令我大吃一惊。仅浏览一遍她的档案，就用去几天时间。因为她的档案有满满六大牛皮纸袋子，里面记录各种情况。她既是民主同盟的上层人士，也是中国基督教界的上层人士，牵涉的方面非常多，都需要我们一一调查核实。随着历史的推移，我逐渐感叹，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整理了一个人如此丰富的材料，需要一个多么强大而严密的组织。我甚至联想，我的档案里究竟有多少我不知觉的哪些方面的材料呢？
我在陆老师的带领下，到过江苏、上海、东北等地进行了三四次的外调，主要调查陈教授，途中还顺便调查些别人的情况。其间，查阅了不少解放前的档案，特别是在南京博物馆查阅了不少国民党政府的档案，甚至有蒋介石、陈立夫、谷正刚等人签署的档案；到江苏溧水的劳改茶场提审过在押的劳改犯人；接触了不少知名人士，比如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人士、戴有全国大右派帽子的复旦大学教授陈仁炳；解放前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解放后任江苏省副省长的吴贻芳女士等。吴贻芳是陈教授回国后任教的金陵女子大学校长，本已列入我们的调查对象。加上当时又发生了一个新情况，遂使此调查加速成行。陈教授有一天主动写了一个“交代”材料，说解放前夕在南京时，有一天，宋美龄邀请吴贻芳和她三人共餐。专案组领导如获至宝，认为这是个重大情况，只要这事能够落实，说明陈有重大问题，甚至是宋美龄安排的潜伏敌特；又觉得此事如在云雾，难以落实，首先宋美龄这条线索，是铁定无法调查落实的。当时领导分析有几种可能，一是陈企图转移我们的视线；二是陈可能想把我们引向吴贻芳，以便吴为她评功摆好和开脱；三是陈迫于压力，急于表现自己。最后领导决定，不管怎样，都要去找吴贻芳，这是唯一的线索。于是我们衔命奔赴南京。到南京后，我们首先作了些外围的调查。去南京博物馆查阅国民党政府的档案就是其中工作之一。我记得在国民党《中央日报》的周刊上，有一期整个封面是吴贻芳的彩照，文字说明写着：吴贻芳女士，是中国教育界之特殊人士，蜚声于海内外，曾率团代表中国政府参加联合国会议，云云。因此未见吴贻芳之前，我已抱着极大的好奇心和如临大场面的紧张。我们约谈吴贻芳前后两次，地点在南京国民党的总统府，当时好像是江苏省政协机关所在地。接待我们的负责人事先给我们讲，吴非常顽固，也很狡猾，凡来调查的，什么也问不出来，提醒我们思想上要有所准备。甫一见到吴女士，我感到和我想象的反差很大。在我的想象中，她应该是一个张扬强硬、令人生畏的女人，实际上她身材瘦小，清丽素雅。在我们交谈的整个过程中，她端庄沉静地坐在一把藤椅上纹丝不动，不论我们提出什么问题，或者几次追问什么问题，都觉察不到她有任何紧张慌乱的神情，回答我们的总是那么几句话：“我记不得了”，“是么？有这样的事吗？我不知道”。一切均如接待人员的事先所告，我们两次约谈一无所获。几十年已过，吴女士的仪容风采依然历历在目。回忆曾经调查过的人士，有的身为省部级高官，在你盯住某个问题追问再三时，难免神色有些异常。唯独吴贻芳女士，静若处子，内敛大气，其修为令人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