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们年级有甲、乙两个班级，由于学习突出，不久我便担任了甲班的学习班长。前后几个语文老师都对我青睐有加。我的作文常常作为范文在全年级宣读。其他课的老师也对我十分关爱。当时一位老师一个房间，既备课办公，又是卧室。曾经有位教物理的马占立老师，担任过我们班的班主任，有时马老师回家，就让我在他的房间学习。还有教外语的李孝廉老师，有一次回家探亲时，曾经让我在他的房间住过几天。我们前两届毕业的学生，最好考上的是北京政法学院（现在的中国政法大学）和北京外语学院（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学校对我们这一届寄予厚望，希望我们能考上名牌学校。有的老师甚至说，这一届能不能有所突破，关键就看郭济兴和郑永泰（乙班的学习班长）两个了。
学校之外，我们能接触到的来自大学的人士很少。我唯一认识的一位，是我们村一位外姓姑姑的丈夫，他当时在西北农业大学工作，虽是一位炊事员，却学得满腹经纶，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他成为我崇拜的偶像和过往甚密的忘年交。平日里有些书信来往，他休假回来，我们一定会相聚畅谈。我们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背诵贾谊的《过秦论》、苏东坡的《赤壁赋》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他对我欣赏有加，曾当着众人的面夸赞我是徐吕村的“一庄之秀”。
正当我背负着许多人的期望，被诩为一庄之秀，朝着飘渺的目标奋力攀爬时，命运弄人，我突然患病。我清楚地记得，当时高二下学期的课程已经结束，期末考试即将开始，学校组织我们观看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在我的记忆里，是上学以来的唯一一次，是学校为了缓解我们一个学期紧张学习的压力，还是上级布置的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辅助教育，我不得而知。电影中的故事曲折迷人，神奇的特技令人眼花缭乱，我兴奋激动，散场回校后躺在床上，毫无睡意，辗转反侧，整整一夜未能成眠。当时我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坚持参加了两场考试。可是，第二天、第三天夜里，我又是难以入眠，早晨起床后，昏昏沉沉，头痛头涨，时而眩晕。我知道再难坚持，便在起床后不久，连老师也没见面，仅留一个假条托人转交，就匆匆回到家里。在父亲陪同下，我来到公社卫生院，经医生诊断为严重神经衰弱，原因是长期营养不良和用脑过度。母亲忧心忡忡，感叹我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啊！”村里人也议论纷纷，说到：“哎呀，这孩子读书把脑袋读坏了。”我对这个病也是第一次听说，难免有些畏惧。以后才渐渐了解，这既不是什么要命的大病，却又是一种缠人的慢性疾病，需要好好休养和调理。我那时哪有这些条件？既没有经济的支撑，又不许时间的等待，也就是喝点补脑汁，开些治疗失眠的药物，继续我的高中学习。
从一庄之秀到高考状元
这是我求学过程中非常灰暗的阶段。我要独自抗击命运的挑战，既要完成繁重的学业并考上大学，又要维持病情不能恶化。我强迫自己每次课间都要停止学习，休息休息；头昏脑胀时，干脆到外面玩玩。我还有意开始了一些文体活动。三年困难时期，农村中学不设体育和音乐课。情况好转后增加了一些体育活动，但不强求参加。我县是陈氏太极拳的发源地。曾经叱咤大江南北的陈氏太极拳大师陈照丕先生，那时归隐故里，温县一中便聘请他为学校的业余体育教师。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我跟随陈先生学了一些太极拳的皮毛。至于文艺活动，当时只有少数同学玩一些较为廉价的乐器，比如笛子，还有更少家庭条件优越的学生，买有二胡。也是在这段时间，我学了吹笛子拉二胡。这一切，并非为了追求完美和娱乐，只是为了减轻我的精神压力，缓解我的病情。
就是在失眠易忘，学习效率降低的状态下，我参加了高考。我对自己信心不足，认为再难达到我病前的记忆和思维水平，所以报志愿时，第一志愿报的是南开大学，是老师坚持改为中国人民大学。结果，我不但折桂一枝，考取了人民大学，而且成绩突出，名列新乡地区文科第一，河南省文科第四，在荟萃全国优秀学生的人民大学六百多位考生中名列第七，工业经济系独占鳌头，终于实现了我魂牵梦萦的愿望，跨入了曾经虚无缥缈的殿堂。上苍似乎和我早有约定，在我作出长期的努力，并越过道道魔障后，一定会眷顾我诚善的父母，给他们一个公平的回报。
那一届，不仅我考得好，我们学校整体考得出人意料的好，在河南排名第一。仅北京的大学就考上20多名，其中三个清华大学，一个北京大学，一个人民大学。外地的大学，有上海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我们甲班四十多人，仅有三个没有考上，其中两个同学在班里学习成绩持续保持在中上水平，相传只是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而抱恨落榜。
我们这一届学生之所以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主要归功于我们的老师。他们个个出身科班，功底扎实，具有真才实学，并且长期从事中学教育，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不少老师出自名校。教语文的一位老先生毕业于燕京大学，另外两位也都才华横溢。由于从他们始，打下坚实基础，才使文科成为温县一高的强项，多次产生出河南省文科高考状元。我们的外语老师曾留学日本多年，回国后从事翻译工作，教学水平也相当高。有的数学老师，上课很少看教案，对所教课程了然在胸。由于学富才高，有些老师颇有个性。有一位数学老师，长得相貌堂堂，很有点毛泽东的外形。他曾经开玩笑说过，我如果下巴上再长颗痣，那就如何如何了，结果“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一大罪状，没少挨批。
学校经常强化我们的学习动机，激励我们的学习行为。比如请往届考上大学的学长，讲述他们的大学生活。这令我们非常向往。全校形成良好的学习和竞争氛围，同学间暗地里都较着劲。夜里不到熄灯时间谁也不会熄灯。有时过了熄灯时间，还要老师再三催促才肯熄灯。有的同学熄灯后还蒙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书。我和另外两个好友夜自习时常在一起，其中我是学习班长，一位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另一位是抗美援朝烈士的孩子。那时电灯还没有普及，只有煤油灯。我们三个每晚就在一盏小小的煤油灯下，专注学习，高考时分别考上了清华大学、人民大学、西北工业大学。
长相送，情难忘
高考结束后，我在焦虑中等待了两个来月。一天夜里，大门口突然传来吵闹声，说是让我父亲快到生产队接电话，双喜（我的乳名）考上大学了。原来是老师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提前打来电话告诉我家。老师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我父亲，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这个学校我们县还从来没有人考上过。这个消息使整个村子都沸腾了，因为村里从此有了第一个大学生。街坊邻居纷纷来到我家贺喜。父亲喜笑颜开，母亲喜极而泣，不停地抹着眼泪。那一年，我们家在孩子们的学业上是大丰收，我考上了人民大学，二弟考取了新乡地区最好的高中新乡一高，三弟以语文第一的成绩考上高小。
因为我家里困难，乡亲们就你一块钱我一块钱地给我凑路费和生活费。那时农村人都不富裕，一两元钱就是不小的数目。乡亲们用最淳朴的方式关心着我，支持着我。在我启程离家那天，几乎是全村人出来为我送行。乡亲们送了一程又一程，跨过了村边的小河，直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就这样，我告别了乡亲和故乡，心情兴奋而又惆怅，这里是我人生的摇篮，载着我的希望和梦想，装满了曾经的天真和无数的喜悦与不堪。我的邻里乡亲，在艰难竭蹶中隐忍坚守，通透质朴，心意澄明，虽有世故，更多的是善良。曾经的龃龉和不快，而今一挥而去。我暗下决心，学成之后一定要好好回报乡亲。到了后来，在我经历了人生艰难后才明白，自己的命运尚且不能把握，为了解决自己家里的事情都要使出浑身解数，又怎可轻言回报别人？就这样，在对自己无能的抱怨和羞赧中，我亏欠了乡亲和朋友们许多。不知者可能谓我不近人情甚至忘恩负义，其实我至今都经常追念别人的滴水之恩。我自谓多读诗书，秉执古道，重情尚义，何曾是那样的小人？但一介书生，无能为力，徒有叹息。但愿皇天后土，能鉴我负罪抱疚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