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查外调
由于陈教授早已经过反右派运动的打击，“文革”前仅仅是资料室的普通资料员，既非当权者，又非名教授——按那时的说法，早就是一只“死老虎”——因此在“文革”期间没有遭到公开批斗，但还是对她专门进行了这样的调查。前几年我才知道，她早已逝去。我不知道组织上是否给她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我也不知道是否有人写过追忆她的文章。我为她的坎坷人生，唏嘘叹息。在她后半生的几十年时间里，她就像一支过早枯萎的花朵，苟延生命于一隅，直至悄无声息地凋零。作为一个普通学生，陈教授可能自始至终连我的名字也不知晓，但我还是祈愿她在天之灵安息，希望她知道有人的心里为她流血。
在我们长达半年的调查中，没有给任何人落实和添加一项罪名，从没有声色俱厉地对待任何一个被调查对象。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的本性和内心世界暴露无遗。陆启良老师就是一位在疾风暴雨的政治狂潮中，始终保持善良本性和正直品质的人。每当调查有所进展，我觉得穷追下去便会水落石出时，陆老师就提出理由打道回府。当时的我涉世未深，虽然不执偏激，但革命激情和忠诚之心正盛，对他不理解甚至怀疑过他缺乏“宜将剩勇追穷寇”的革命坚定性。以后才渐渐意识到他的良苦用心。他是在应付差事，消极抵抗，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保护那些落难的同事。
在我们的外调经历中，还发生过一件意外的事。1968年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那天，正值我们在上海出差。当地为表庆贺，在黄浦江组织了冬泳比赛，外滩观看的人甚众。我们调查回来时经过外滩，便去观看。我斜挎着黄色的军用挎包，里面装着出差所用的介绍信、钱和粮票。突然我周围的人群发生一阵涌动，平静下来后，我发现挎包背面的拉链被拉开，介绍信、钱、粮票不见了踪影。这些东西丢失，不仅工作无法进行，生活也有了困难，因为当时是凭粮票才能买饭。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向学校汇报，学校及时寄来所需东西。回校后，我心中忐忑。但领导并没提起此事，没有给我批评和处分。
两下工厂
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结束之后，我们就到工厂劳动，和工人阶级相结合，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第一次，是在1969年5月，到北京人民机器厂劳动，历时4个月。每天我们都会在工人师傅到岗之前，扫地打水擦机床，抢着做一切脏活累活，同时注意发现工人师傅的好品质，找出自己的差距，努力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其间我开过磨床、钻床。当时已提倡“复课闹革命”，学校也抓紧时间给我们开了一些课程。工厂运行恰恰和我们所学的企业管理专业有关，便于我们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为我以后在实践中自学打下一些基础。
1968年，部分同学和军代表合影，前排右二是郭济兴
在北京人民机器厂劳动时，梅兰芳之子梅葆玖也在同一车间接受改造。在我的印象中，他身材高大，身板笔挺，一表人才，但是因为他是被改造的对象，根本没人敢跟他说话。他孤零零的，在车间扫地打杂。
有件事情打断了我们在人民机器厂的劳动。196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当年4月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以国庆庆典一定非常盛大隆重，但学校却不让我们回去参加国庆庆典，大家为此事心中沮丧。人民机器厂当时是谢富治抓的点，我们系师生的驻地和工厂的军代表办公室在一个院子里，谢富治常来这里，我们也常见到他。当时谢炙手可热，我们中间不知是谁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找谢富治。有一次谢正要离开，我们围了过去，齐声喊到“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谢停下脚步，问是怎么回事，大家便说明了情况。谢说道，让你们军代表过来。这时在一旁的连长连忙上前敬礼，谢说：“回去告诉你们学校领导，让他们回去参加就是了。”于是我们结束了在人民机器厂的劳动，回到学校，集中训练，准备参加国庆庆典。那次，人民大学和中央民族学院六百多人组成一个民族方队，簇拥着一辆彩车，彩车上镶嵌着“九大”提出的口号“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作为仪仗队的一部分，正步从东华表出发，经过天安门城楼，走到西华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我打扮成白族小伙子，排在彩车前第六排的队伍中。我们每人手中要拿着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本》），跟随指挥，整齐地挥动着，同时整齐地呼唤着口号。为防“红宝书”掉在地上（如发生这样情况，那是严重的政治事故），先把“红宝书”系好，再缠绕在手腕上。这是我们还在校的最后两届学生在北京参加的最后一次国庆庆典，大家都很重视，任务完成得很圆满。
第二次下工厂是到北京西南的东方红炼油厂（现在的燕山石化公司）。当时燕化仅小部分投产，大部分项目还在基建阶段。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挖沟埋管道。我们在此劳动8个月，直至毕业离校。我后期有4个月时间是在职工食堂劳动，每天揉馒头、烙大饼，属于白案的活计。
在此发生一件最令人痛心事情。我的舍友，也是一起到南方串联的四个同学之一王学祥，在驻地上面不远的土坡上上吊自杀，原因是所谓的生活作风问题，也就是谈恋爱过程中，未婚先做，系里办了他的学习班。用现在的观念看来，屁大一点小事，甚至可以说不算什么事情。他是吉林珲春人，家里很穷，供养他上到大学，实属不易。眼 见就要毕业，他却寻此短见。在我们批判当时的极左思潮下对人的粗暴戕害时，也为他的不负责任深感不解和遗憾。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文化大革命”中断了我们的正常学习之路，但时间成本的付出总会有所回报，不论是来自正面，还是来自反面。俗话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回顾那几年，我们广泛地接触社会和各色人士，经历了国家的兴衰隆替，看多了人生的荣辱升沉、悲喜聚合，了解到许多课堂上、书本里无法了解到的知识，增添了洞察人情世事的能力，拓展了思维的向度和深度，比象牙塔里的学子们更快地收获了成熟。同时，那些年为我们自由、多元、没有功利考量（比如应试）的阅读提供了机会。我记得，“文革”中在校数年，有几个时段我完全无所事事。其他时间，作为群众组织的一名小兵，也就是摇旗呐喊，跑跑龙套。因而，阅读了不少文学、历史、哲学、回忆录、名人传记等书籍。也就是在那时，我接触了法国、俄罗斯等外国文学，领略了其对人性多层面深刻的发掘。也读了不少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巨匠们的成名之作。这填补了我知识的许多空白，因为在中学阶段，我读到的多是我国的古典名著和解放后一些文学作品。当时的《光明日报》学术专刊上经常登载论战、批判的文章，我也爱看。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当时被吹捧为“年轻的历史学家”，其所写的调查报告和文章，曾受到伟大领袖的“御批”、“御点”，我当时可算是他的“粉丝”，认为他有才气，文章写得好，连他1963年、1964年发表在《历史研究》和《光明日报》上的，与罗尔纲、粱岵庐、吕集义等人论战的文章《评李秀成自述》、《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我也详细作了笔记，分析了文章的结构，抄录了许多内容。在这些阅读、学习的同时，我的自学能力得到提高，这成了像我这样的“老五届”学生不断提升和修炼的不二法门。另外，“文革”几年，学生和老师之间有了更多的了解、交往。两次到工厂，大家白天在一起挥汗劳动，晚上同睡一个大通铺，经常搞些文体活动，淡化了彼此的障碍，建立了深厚友谊，这成为我们许多学生终身的精神家园和事业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