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大学五年虽有遗憾，但也收获丰厚。对于每个学生，大学，大其胸怀，高其志向，广其视野，升其能力，增其人脉，拓其网络，壮其事业，人生的高度在此奠基，人生的事业从此起航。
忆及大学生活，几位校长的高大形象不由矗立在我的面前。老校长吴玉章老人，学识渊博，自小就有“金玉文章”之誉。吴老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等历史阶段，被尊为"延安五老"之一。他参与组织领导四川“保路运动”，并策划家乡荣县，首举义旗，成为全国第一个宣告独立的地方政权。他多次参与刺杀清廷官员，辛亥革命前夕，联络鄂军，组织处死满清两江总督端方，领导内江独立，为国家、为民族出生入死，英雄虎胆，大智大勇，彪炳史册。民国初年，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他出任大总统府秘书，助孙中山建政。八一南昌起义，他担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他推动青年留法，为民族培养了许多栋梁之材。“文化大革命”中，他光风霁月，尽显铮铮铁骨。真可谓高山仰止，功高后世。人民大学的党委书记兼副校长郭影秋，解放后曾任云南省省长兼省委书记，1957年主动请缨搞教育，出任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他不仅早年参加革命，而且学养深厚，温文尔雅，与人交往，诗词酬答，还努力治学，成了一名南明史专家，其著作《李定国纪年》是该领域的定鼎之作。他尊重知识分子，谦恭下士，关心群众，一尘不染，所到之处，赢来倾心赞誉。他曾到京郊苏家坨搞过四清，被社员称为“焦裕禄式的好书记”，这才有“文革”中，近千名苏家坨群众浩浩荡荡来到人大，“誓死保卫郭书记”的壮举。全校师生召开大会，他端坐在露天主席台上，一二个小时沉稳不动，作起报告，从不看讲稿，却没有一个废字一句废话。1982年，他为南大八十周年校庆撰写长联一副：上联是“苍莽石头，长虹横贯；浪淘尽三国风流、六朝金粉、二陵烟月、半壁旌旗。况虎踞春残，寂寞明封余数垒；龙蟠叶老，萧条洪殿锁斜阳。初解放时，只剩下蒋山青青，秦淮冷冷。”下联是“东南学府，赤骥飞驰；名奕留两江情采、四壁弦歌、八十年代、千秋事业。欣栖霞日暖，郁茫天堑变通途；浦口新潮，百万雄师传夜渡。本世纪末，定赢来人才济济，科教芃芃。[芃芃（音朋）：形容草木繁盛貌]”，从中可见其胸怀、情操、学识、人格魅力之一斑。还有一位副校长孙泱是革命烈士后裔，在经济学方面颇有造诣。他身材高大，庄重严肃，身着呢子大衣，在寒风中笔挺站立的形象至今历历在目。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如果说，大学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殿堂和价值标杆，那么大学校长则是大学精神的人格代表。那时的大学虽有“工具论”之说，但大学校长群落却群星璀璨，使大学历经风雨仍保持着一份独立和本真。那时的大学校长在人们心目中，具有官员无法比拟的精神地位。他们有的曾为追求自由、推翻独裁政权出生入死，本身就是资深的革命家；有的传统文化学养深厚，颇有士大夫之风骨气节操守，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有的自己就是大学问家或某个领域的专家；有的解放前就曾在可以称之为大学的大学里求学和工作。因而，他们特立独行，个性突出，不会谄媚权贵，钻营官场；他们温文尔雅，诗词酬答，尊师爱生，克己清白，把“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作为永恒的价值。我从人民大学的老校长吴玉章以及郭影秋、孙泱等人身上，深深地感受到这些品格。环顾现今的高校领导，既没有老一代大学校长所久经锤炼的革命家的硬气，也没有士大夫的骨气和书卷气，还没了教育家的清气（清新高洁之气），甚至连个性也荡然。人们看到的，更多是教育官员和教育商，以及腐败分子。争权夺利成为其所寄，贪污腐败成为其所行。他们钻营官场，长于交际，出入酒店，觥筹交错，学术寻租，行贿受贿，不一而足。近期某著名大学校长，抨击美国教育“一塌糊涂”，由此可窥现今高校领导素质之一斑。你评论美国教育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应该使用这个词汇，因为它不是一个理性、科学的词汇，不是一个教育家、学者的用语，而是一个宣传家、煽情的讲演者的情绪化用语。你不可能没有比一个普通人更了解美国的教育，而你却在大庭广众之下，面对青年学生，罔顾真相，胡说八道，耸言危听，除了让人怀疑你是在标榜、取悦和投机外，其他不可思议。你是要把青年引向理性、科学、开阔、平和，还是要塑造他们极端、盲目、狭窄、暴戾？窃以为，你还不如本人所在的一个地方大学的有些校长具有的学者风范。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一位大学教授，说出了惊世之语：“中国没有企业”。当时的国人，包括本人，闻之无不气愤填膺，但没有10年，无不认同这一事实。如果有人用相同的评判加于中国当今大学，我们（当然包括我本人）必然不会答应，并但愿以后永不认同。随着中国大学改革的不断深入，行政本位、权力本位、官本位必将得到改变，现代化大学的梦想离我们已经不远。
下放农场
五年的大学最终以“农场锻炼”这个词语作为了终结。这似乎是我们“老五届”人的宿命。两年农场生活，在“别样天地”中，我期待着自己命运转变之时。
1970年，我大学毕业，被分回河南。河南的政策既“左”又简单，把分到河南的同时毕业的1969、1970两届大学生，统统下放到农场劳动锻炼。“文革”彻底改变了我们这几届大学生的人生轨迹。我曾经做过的“小机关的大干部，大机关的小秀才”的美梦彻底破灭。在我们充当了急先锋，批斗了几年“黑八类”加上“臭老九”后，也被无情地划分到“臭老九”种群中，成了可以随意打发的“处理品”。报应乎？
那个时代，服从组织分配是一条铁律。当时人们的认知是，分配到军工企业是上上结果。不过从后来的情况看，这个去向并不理想。因为分配所去的大多是三线的军工企业，地处贵州、云南、四川的深山老林，着实吃了不少苦头。大家认为比较差得结果，是被分配到了青海、内蒙古、宁夏等边远荒僻地区。不过，为了改变命运，分到这些地方的人，或者卧薪尝胆，奋斗经年，终于在当地干出了一番事业；或者恢复高考制度后，发奋读书，考上了研究生，毕业时，适逢上世纪80年代，国家百业待兴，处处急需高层次人才，他们得以风云际会，闯出了一片天地。而我所得到的分配方案，不上不下，于是得过且过，便有了平平庸庸的结局。这着实演义了一场现代版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悲喜剧。
中国人民大学1969届和1970届分配到河南的学生有48人，其中工业经济系4人，分别是69届的河南的王韩增，70届的安徽的姚登田、上海的虞宝玉和河南的我。加上西安交通大学、东北工学院、北京服装学院分到河南的学生，总共100人组成了一个连队，奔赴河南省驻马店地区确山县的武汉军区炮兵靶场158部队农场。
1971年，郭济兴在部队农场锻炼
部队式管理
部队农场离县城有几十里的路，四周都是山，中间有一些平地，这就是农场所在地。农场拥有三百多亩的一个苹果园，还有多块农田。我们按照部队的编制分成了三个排，两个男生排和一个女生排，每个排三个班，每个班设一个班长和一个团小组长。我分到一排一班，任一班的团小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