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老师讲课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信息量特别大，我想，这是基于他对于学术研究的精益求精以及对各类书籍的大量阅读。对于一个知识点，甚至是一个普通的基础概念，他都可以举上好几个案例来进行分析。所以郭老师的课，有时候会很轻松，因为我们总是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故事”，而有时候，又会觉得压力很大，因为“故事”不是当故事听的。对于不同的案例和课题，他总是引导着我们进行分析讨论。在我的印象中，郭老师的课堂总是很热闹，他似乎有一种魔力，能让我们很主动地去表达自己的观点。似乎，在他眼中这些观点没有对与错的区别，只要能说出自己的观点并且用很流畅的语言呈现出来，我们总是可以从郭老师那里得到赞许的目光，这对于我们学生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支持与肯定。
郭老师上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爱讲古代，包括三国，他总是能把古代，包括三国中的一些人物和故事情节，用管理学的理论进行分析。几年前，随着易中天现象在全国的风行，关于三国中管理学的书籍更遍布大小书店。但是，在我们读研的时候，似乎还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观点。而慢慢地，我们知道，郭老师是我国将《三国演义》和管理学系统分析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人。早在1987年，他的《三国演义与经营谋略》一书就已问世。当时，数十家新闻媒体和刊物予以报道或发了书评，认为“是一部开拓之作”，“在发掘、整理和借鉴我国古代管理思想方面，作了可贵的探索”，“是我国第一本比较系统地发掘和研究《三国演义》中管理思想的专著”，郭老师还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颁奖。
随着对郭老师了解的深入，对他的崇拜之情更是与日俱增。值此郭老师自传发表之际，谨以此拙文回忆那段和郭老师一起探讨学习的日子。滴水永记，师恩难忘，祝郭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011年8月8日
2011年，郭济兴和河南财大硕士研究生胡潇博（左）、李婧（右）合影
历史在召唤
从1978年写出一篇调查报告开始，到1990年完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管理价值》一书，我的主要学术成果是在改革开放后至上世纪80年代末完成的。从1982年进入高校，到1992年评为教授并且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我也主要是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个时间段，攀登到一个教师职业生涯的顶点。20世纪80年代是个好年代！我又在这个好年代，幸运地遇到一群领导、恩师、名流、朋友以及素不相识的人的奖掖和帮助。是他们和那个年代成就了一个愚弱书生和普通教师的传奇。
1984年之前，我没有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发表的文章涉及面非常杂乱，既有旅游经济的，也有工业经济的，还有体制改革和企业管理的。但是1984年的一个机会，使我从此走上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管理相结合的道路。
中国的企业管理，经历了曲折的道路。新中国建立初期，基本上是照搬苏联。1958年，开始解放思想，打破苏联模式，提出了自己的企业管理的一些原则，但“文革”十年却遭到彻底否定。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管理的落后日显突出。人们深切感到改革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推动管理科学化、现代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对外开放的形势下，全国上下，掀起了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技术的浪潮，翻译出版国外管理科学与技术的有之；开设国外管理科学与技术的课程的有之；举办各级各类管理现代化培训班的有之。各地前后与8个国家合作，建立了8个管理培训中心。短短数年，我国经济界、企业界、理论界、教育界，万马奔腾，在“洋为中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
在一种倾向波澜壮阔的同时，另一种倾向在滋生并被掩盖。由于长期闭关锁国，国门一旦打开，大有“山中方十日，世上已千年”之慨。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科学与技术，人们感到五光十色，眼花缭乱，自卑感油然而生。认为别人是奔逸绝尘，自己是望尘莫及；别人的一切都好，要不加区别一概吸收，自己的一无是处，包括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和历史上数千年的。正所谓“国外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因而 “言必称希腊，死不谈中国”。这是一种民族虚无的态度，长此下去，必然导致民族自信的崩溃和价值的迷失。管理的现代化，决不是管理的外国化，它必须符合本国国情，体现民族特色，做到科学化与民族化相结合。
与此同时，国家负责企业管理的代表人物——袁宝华、张彦宁等，在国外，特别是在日本考察时发现，日本企业却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管理的思想和智慧。他们研究学习《论语》、《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等中国文化经典，出版书籍，举办学习班，甚至把一些名言制成标语，悬挂在企业。他们明确表示，他们的一套管理就是把美国的管理科学和东方的文化精华结合起来。这真是吊诡：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无处不在学习日本的企业管理，每谈管理，每举案例，必言“松下”、“丰田”等；而日本却在中国的故纸堆里发掘宝贝。“春江水暖鸭先知”，我国负责企业管理的领导们，敏锐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里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要实现我国管理的现代化和民族化，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还必须十分重视从我国古代文化中汲取营养，做好“古为今用”。在继续“洋为中用”的同时，深入发掘、总结研究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已经被历史地提到日程上来。
就是在这样深刻的背景下，“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座谈会”召开了（此次会议后来被追定为第一次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讨论会）。这次会议的策动者和直接领导者，是袁宝华、张彦宁等，具体组织者是当时的国家经委经济管理研究所的副所长潘承烈先生和企业管理研究室主任沈恒泽先生。袁宝华先生当时说：“发掘、研究我国古代管理思想，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工程”，需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推动和参与这项工程。但在当时普遍趋之若鹜迎向国外管理科学与技术的状况下，对此感兴趣的人实为凤毛麟角。国家经委经济管理研究所在发出参会邀请前，先是于1984年9月6日，发了一个征询和动员信函，信中口气谨慎，写道“根据国家经委领导的要求，拟于今年十二月上旬在北京召开一次小型座谈会”，并“请你推荐几位对此研究课题有兴趣有见解的同志（包括做理论教学、研究工作和做实际工作的同志）能来参加这个座谈会”。
1984年12月10日，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址很有意境，在西郊香山的卧佛寺别墅。1984年的这一带，可谓远离尘嚣，孤寂冷清，颇似当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的状况。即使采取人人推荐的串联方式，与会的教师、研究人员、企业领导也就二十来人，加上出版界、新闻界及国家经委经济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总共35人。但一些重量级人物的与会却使座谈会熠熠生辉，比如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吴慧研究员，南开大学管理学科的开创者陈炳富，复旦大学管理学科的开创者苏东水，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权威、上海社科院的马伯煌，中国古代国民经济管理史的权威、北京大学的赵靖，人民大学工经系的杨先举和杨治等。座谈会尤其受到领导的重视，袁宝华、张彦宁都作了重要讲话，并听取了与会者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