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召唤
1984年，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座谈会在北京香山卧佛寺别墅召开，与会代表合影留念。
前排右起：国家经委经济管理研究所副所长潘承烈；南开大学陈炳富；国家经委副主任、中企协常务副会长张彦宁；上海社科院马伯煌；北京经济学院杨道南；北京财贸学院周止礼；北京大学赵靖；北京外贸学院夏秀瑞。
第二排：右一，国家经委经济研究所企业管理室主任沈恒泽；右二，人民大学杨先举；左一，洛阳工学院郭济兴；左二，中国社会科学院吴慧。
在与会的教师和研究人员中，我年龄最小（时年38岁），资历最浅，还是一名没有职称的教师，可谓幸附骥尾。我之所以能够参加这个会议，皆因我的老师杨先举先生。他比较了解我的情况，知道我有一定研究能力，并对古代文化比较感兴趣，就推荐我参加了这个会议。得知我要参加这个会议，朋友们担心，还有人语出讥讽，基本的意思是：现代化的东西还没有学好，怎么去搞古代的东西？颇令人有不合时宜、开倒车之忧。但我有个“士为知己者死”的德行，既然老师看重，我已承诺，就要做好。我在3个月的时间里，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三篇论文，分别是《兵书是古代管理思想的荟萃》、《“孙子”中责、权、利思想》、《“五事”“七计”与管理》。这次座谈会的成果，由国家经委经济管理研究所选编结集，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古代思想与管理现代化》。袁宝华先生高屋建瓴，写下了《一项伟大而艰巨的工程》的序言。该书在国内出版并参加香港书展，引起很大反响。书中的成果虽然浅层和稚嫩，但中国的管理科学研究从此架起了一道古今认同的桥梁，因而从广度和深度上大大丰富了其内涵；现代中国人开始了对本民族传统管理文化的拥抱，因而扬起了民族自信心和创造力。一项崭新的文化传承和文化扎根的伟大事业从此起步。书中采用了我两篇论文，其中《兵书是古代管理思想的荟萃》排得很靠前。应该说，这篇文章提出这样的命题并进行专门的论述，在当时是第一，也是唯一，迄今也不多见。在以后20多年里，每当我看到，从书店到地摊，到处摆放着兵书应用类的书籍时，不禁会心一笑，因为我们曾经的努力没有白费。至于看到“办公室兵法”、“情场兵法”一类，也很坦然，因为大江东去，泥沙俱下，播下的是龙种，也难免产出跳蚤。
座谈会后不久，成立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宝华同志和彦宁同志亲自担任会长和副会长，潘承烈先生和沈恒泽先生负责学会的日常工作。作为一个未名之辈，我也忝列其中，与我的恩师杨先举及一些大家名流，约20来个人，同为理事。
自从迈入这个领域，我便置之不理别人的非议，聚焦在这方面课题，在河南和本单位单兵作战，著书立说，笔耕不辍，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并逐渐实现了研究的突破，达到了学术上的巅峰期。
奋力勇登攀
1986年9月，第二次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讨论会在北京内燃机厂召开（1984年的座谈会后来被尊奉为第一次讨论会）。会议期间，《人民日报》第一版的左下方，刊登了一篇评论，内中写道，日本企业界继《孙子兵法》研究热之后，又掀起了《三国演义》的研究热潮。这条短短的消息冲击和震撼了与会者，大家议论纷纷。被讽刺的羞辱感激励着我，一个念头突然冒出：在《三国演义》的故乡，理应对《三国演义》中的管理思想进行系统地发掘和研究，拿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我应该当仁不让挑起这幅重担。我找到李世俊先生（李先生是深圳某公司经理，是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先知先觉者，和我的老师杨先举、云南省企协负责人覃家瑞，此前已经出版了《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一书），讨论此事，他表示愿意参加。我们的想法得到宝华同志、彦宁同志、潘承烈和沈恒泽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一项工程的决定就这样诞生。兴奋之余，我们全然没有考虑它的艰巨性。
经反复讨论，全书拟定五篇，即战略篇、较量篇、伐交篇、人才篇、素质篇。李世俊承担伐交篇的写作，其余由我承担。各自分头拿出初稿，然后集中起来定稿。争取一年里完成。
1986年9月19日，第二次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讨论会于北京内燃机厂召开
前排右四、右五、右六、右七分别为张彦宁、邓力群、袁宝华、潘承烈，四排右六为郭济兴
回到学校后（当时我在洛工），在完成教学工作之余，我心无旁骛，焚膏继晷爬格子，克服难以想像的困难，终于在1987年暑假来临时，拿出了初稿。李世俊先生是昆明人士，部队转业，又是深圳的公司经理，经其联系，云南的军队方面愿意为我们解决定稿时的食宿问题。一年来，家务由爱人一人承担，两个上小学的孩子我从未过问，我打算趁此暑假，带他们一同到西南一游。正巧人民大学工经系暑假在云南昆明召开企业管理模式理论研讨会，我请塞风主任给我发了一封邀请函，便以此名义，携全家南下。途中游览了桂林，然后来到昆明。在昆明游玩了半个来月后 ，妻子带两个孩子返回河南，我们和广西人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潘万伦先生，集中在离昆明几十里的老山英雄团的团部定稿。部队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食宿条件。陈赓的儿子陈知建当时担任该团所在师的副师长，曾数次看望我们。该团有史光柱等几位著名英雄，我们也多有接触。经过50多天的奋战，终于比较满意地定下了书稿。
1987年8月，在云南昆明老山英雄团团部
（郭济兴（左一）、李世俊（右二）和该团团长（右一）、政委（左二）合影）
对于这本书，我们的定位很高：一是要达到系统性，即系统挖掘，不搞寻章摘句，实现该有尽有，内容丰富；二是要达到学术性，在古今对接时，决不牵强附会，要有理有据，做到结合完美，古今辉映，提出创见；三是保持严肃性，搞发掘而不搞戏说，一定要言必有据，凡引用的古典案例和评说必有出处。为此我们除了翻阅《三国演义》之外，还参考了《三国志》、《后汉书》，以及后人对《三国演义》的多版本评点等。当然还要掌握现代管理科学的理论、观点和大量案例。那时没有方便快捷的电脑索引，需要准备大量的纸质参考资料；也没有电脑打字，写作、修改、审查、定稿，一遍复一遍，全部由手写完成，其中的艰辛不可言状。写书期间，我的头发一把一把地脱落，一次次仿佛智力的源泉行将枯竭。半夜爬起来写作是经常的事情，因为灵感常常在梦醒时刻闪现。实在写不下去时，就中断几天。不过，我的有些方面还是给别人留下印象的。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潘万伦先生五十多岁，是一位学养深厚、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书稿完成后，有一天他问我：“郭老师，你对《三国演义》这么纯熟，为写这本书你通读了几遍？”实际上写这本书之前，我一遍也没通读，完全凭借着过去阅读的记忆。李世俊先生来自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并在企业管理一线工作，所写“伐交篇”更为实用、简洁，非常精彩。
一书成名天下知
1988年6月，《三国演义与经营谋略》一书出版，全书凡5篇35章，22.6万字。张彦宁同志为我们的书做了序，认为“在发掘、整理和借鉴我国古代管理思想方面，做了可贵的探索”。
该书甫一面世，立刻引起巨大轰动。新华社向全国的新闻媒体发了通稿。之后，《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上海《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文摘报》、《博览群书》《学术论坛》《企业管理参考》以及深圳、河南等地的报刊纷纷报道或发表评论。《文汇报》和《学术论坛》的标题是 “献给企业家的锦囊妙计”，《企业管理参考》的标题是“有益的尝试，可喜的成果”，普遍认为该书做了“开拓性的工作”。上百位四面八方的各界读者给我们写信，有鼓励赞扬，有探讨交流。有位企业家看到该书后，深有感触，写下一幅对联：“忆往昔：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看今朝：讲三国，话谋略，给时人送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