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适逢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成立10周年。为隆重庆祝，决定设立三个奖项，表彰企业管理实践和企业管理研究领域的优秀单位和个人。当时全国上下对企业管理十分重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全国性行业，都设有企业管理办公室和企业管理协会，由经济运行主管部门领导。在层层评选和推荐的基础上，严格按照评选办法，经过充分酝酿讨论，最后由领导、专家、教授组成的评委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产生获奖著作。此次评选共产生出20名全国优秀企业家、10个全国优秀企业管理单位，5个全国企业管理优秀论著奖。《三国演义与经营谋略》经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推荐，参加了全国企业管理优秀论著奖的评选
这5个全国企业管理优秀论著奖于1989年2月13日选出，分别是蒋一苇先生主编、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和人民大学工经系集体参加写作的《中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研究》，山东省济南市经委主任侯怀亮主编的《企业成本控制工程》，我和李世俊合著的《三国演义与经营谋略》，另外还有杭州的项浙学和苏州的于少军、张春华所写的两篇论文。蒋一苇先生时任社科院工经所所长，是我国企业管理研究的权威，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首席顾问，是我高山仰止的理论界领袖。论功底，我辈实不及其万一。我们脱颖，盖在出奇。能附骥尾，同时获奖，实乃我三生之大幸。
1989年3月3日庆祝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党中央当时的主要负责人赵紫阳，以及姚依林、邹家华、张劲夫、邓力群、吕东、安志文、曾志、袁宝华、马洪、张彦宁等首长接见了获奖人员及单位，并与我们合影留念，然后颁奖。当晚，中央电视台做了报道，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报详细报道，并配发了领导接见我们的照片。作为一介书生，普通教师，搞些研究，服务社会，本为份内；晋个职称，长点工资，斯愿已足。我却有此际遇，在我们的国情和体制下，也可谓极至荣耀。成千上万高校教师，包括我的老师们，学术功底深厚，研究成果累累，却并没有我的幸运。
在此前后，对《三国演义与经营谋略》一书的推崇接踵而来。
1988年11月，在中南五省（区）人民出版社第11次协作会议的社科读物评优活动中，荣获优秀编辑奖；
1990年，在杭州荣获第四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
1993年获评为全国优秀畅销书（经济类）；河南省社科一等奖。
1991年，台湾晓园出版社出版了《三国演义与经营谋略》的繁体版，并向世界各地发行。我从多方面得知，该书在海外华人中反映颇好。一位人民大学到香港中文大学交流学习的学生告诉我，该校图书馆陈列有《三国演义与经营谋略》一书。一位中国银行的员工到新加坡实习，新加坡的朋友向她推荐此书。1993年4月20日，我收到素昧平生的谭家键先生来自新加坡的大函，信中写道：
“济兴教授尊鉴：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从1991年6月起，应聘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客座教师。一位新加坡学术界朋友看了大作《三国演义与经营谋略》之后，很感兴趣，有意请您到新加坡作短期讲学。嘱我与您联络，探询是否可能。”
谭先生古道热肠，数次来信商谈此事，并告我办理出国所需资料及程序。后来新加坡东方文化学院发来正式邀请，敲定我赴新讲授两个课题，即《三国演义与经营谋略》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应用》，时间为一个月，共42个课时。我也办理了出国护照，但由于一些原因最终没有成行。至今我和谭先生没有谋面，惟愿他吉祥如意，健康长寿。
新加坡东方文化学院发来的邀请函
一书成名天下知
我曾托中国对外友协，给著名的国际学者韩素音女士寄去此书，本不抱什么希望，不料韩女士很快来信，祝贺《三国演义与经营谋略》出版并获奖。她还将该书介绍给其朋友“纽约公共图书馆”的马约翰先生，后者正在组建一个中国图书馆。她打算翻译此书，找到重庆大学的一位老师参与，但因翻译难度太大，最终也没有译成。韩女士与我有近10封通信，其善良通透平易的品格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底！
截至20世纪末，《三国演义与经营谋略》一书的第一版11次印刷。
2002年，上海浦东电子出版社出了该书的第二版，并同时出了电子版。
2002年，北京线装书局出版社出了该书第三版。16年后再次出版，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袁宝华先生题词：“汲取传统文化精华，丰富现代管理科学”；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王梦奎先生，在宣纸上题写八个大字“钩沉索引，别辟蹊径”；原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张重庆先生题词：“研究古代管理思想，传播华夏管理文化”；首都经贸大学副校长郑海航题词：“三国新演义，当代新三国”。
再接再厉
1989年之后，我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而是试图对传统文化和现代管理的主要理论问题做出回答，并且完成一项发掘、整理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大工程。我和海峡对岸的管理学界领军人物，台湾大学管理学院的院长许士军先生，交通大学的曾仕强先生都建立了联系，并和许先生最后商谈决定，两人合作，作为双主编，邀请海峡两岸的这方面学界精英，完成一套纯学术的大型丛书。我决定拿出丛书的第一本，作为丛书的概论，对传统文化和现代管理结合的主要问题，从理论上做出回答。第一本书的书名和整套丛书名字相同，都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管理价值》。袁宝华先生闻讯非常支持，欣然题写了书名。张彦宁先生在我的书稿完成后，作序给予很高评价和极大鼓励。他在序言中写道：
“作者继《三国演义与经营谋略》一书之后，又进一步努力，推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管理价值》这本力作。在这本书里，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经营管理的关系，以及现代经营管理如何继承、弘扬民族文化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并且多方位、多层次地发掘和研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管理价值，从广度和深度上开拓了人们的视野。这种可贵的探索精神，是值得提倡的”。
1990年袁宝华为我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管理价值》题写书名
1991年6月，《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管理价值》一书由北京经济学院（现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集11篇论文，共13.2万字。其中9篇为我的新作。比如《管理文化的结构及其演进》、《论管理文化的民族性》（上、下）、《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管理价值》、《论管理文化的历史承接》、《论管理道德规范及管理道德文化的承接》等，其中每一篇都是有关传统文化和管理文化的大课题。写作这本书，是我学术生涯中最艰难的日子。《三国演义与经营谋略》主要是对一本古典名著的发掘，而这本书面对的是浩瀚无垠的传统文化，我自己功底太浅，深感小马拉大车，勉为其难。当然，竭尽我心力的这本书，也成为我的成果中学术含量最高的一本书，可以说代表了我的学术水平。我尤其觉得书中第一篇《管理文化的结构及其演进》有价值。这篇文章把管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或者说从文化的视角研究和考察管理，论述了管理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提出管理文化的“四层次结构”，分析了各个层次的特点、地位和作用，提炼出了管理演进的规律，为把握所有管理的大趋势提供了一个思维框架。由于种种局限，这篇文章没有得到应有的传播并为更多人所认识。这使我联系起一位学者说的一段话：如果你是在美国并且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那么你就是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如果你是在北京并且是一位著名经济学家，那么你就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同理，一项学术成果也是如此。这就是区位差别，突破它很难，再加上你所在的学校差别。而我们所特有的权位差别，更是能乘数级地放大或缩小学术成果的功效。有些人劝说教师，要耐得了寂寞，甘于坐冷板凳，实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虚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