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种种局限，第一本书出版后，没有继续下去，宏大的一套丛书计划最终流产。
在从事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过程中，从1984年的第一次至1994年的第六次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讨论会，除第五次外，我均参加并提交了论文，也结集出版。我还应邀出席过孙子兵法研究会召开的《孙子兵法与企业经营管理国际研讨会》并提交了论文；出席过《三国演义》研究会召开的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出席过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召开的讨论会，并被该中心聘为理事；被《企业管理参考》和《环球企业信息》杂志聘为特约作者，并被评为“优秀特约作者”，获得一部《辞海》的奖励。
1990年，在完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管理价值》之后，我基本上零敲碎打，编写了一些教材和工具书。比如主编《经济贸易谈判手册》（六十余万字），当时的系领导以及后来成为系领导的一些人，还有几位青年教师参加。这本书甚至成为某些人晋升职称的主要成果之一。我作为副主编的书有《物资购销手册》（90万字），《新编工商行政管理学》等。
1994年，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商业史常务副会长吴慧先生推荐，我被推选为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全国一级学会），至今仍驽马留栈。当时的学会会长是时任商业部部长的胡平先生。胡部长颁发了亲自签名的聘书。遗憾的是这次会议我未能出席，我更没为该学会做出什么大的贡献，只是兼任过一届企业史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参加过多次学会的学术会议。1999年，该学会换届及学术讨论会在郑州召开，我负责了会议的筹备和组织工作。胡部长亲莅会议，来自全国各地及美国的六十多位朋友们与会。河南省副省长张洪华及多部门领导也出席了会议。
再接再厉
1999年中国商业史学会换届暨学术讨论会在郑州召开（左五是胡平部长，左六是河南省副省长张洪华，左一是郭济兴）
郭济兴（右）主持中国商业史学术会议，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州立大学教授袁清（左）发言（1999年于郑州）
饮水思源
对我来说，一介书生的幸运和一个普通教师的传奇，承蒙一个好年代和众多人所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入 20世纪80年代，中华民族敞开胸怀，对内解放思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外引进学习，博采众长，学术理论界蓬勃激荡，既有和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又有和本民族历史的对话。那是个有梦想、有探索、有思考的年代，是一个创新性成果不断涌现和人才辈出的年代，堪称建国之后最好的时段。那时的科研体制是多元的格局，政府部门，半官方的协会，民间的学会、研究会，都积极参与并发挥作用，专注学习、研究、培训，没有异化为谋利的工具，沦为权力和财富的奴婢。记得那时的北京紫竹院南路的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和企业家协会，成为企业家和企业管理教学与研究者的圣地，车水马龙，繁忙异常。多元的格局，为学术活动，为科研的立项、经费筹措、评价奖励，开拓了广阔的空间，个体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和能力，经过努力寻找到机会。而爱好才有激情，激情才能调动潜能；有兴趣才能专注，专注才能精进，精进才能登堂入室，取得成功。
在一个激情涌动、令人怀念的年代里，我幸运地得到许多人的提携和帮助，前面的回忆中已提到许多事和人，在此我禁不住仍想重提旧往，因为美好的回忆总是那么温馨和摄人心魄。
袁宝华、张彦宁及潘承烈、沈恒泽诸位，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的策动者、领导者、组织者，他们不以我一个地方学校的普通教师而见弃，不拘一格，吸收我进入这个研究领域，是我莫大的荣幸。同样，能进入胡平部长、吴慧先生领导的中国商业史学会也是我莫大的荣幸。他们对我，不是什么私恩，而是因为他们有大器宇、大胸怀，他们是以国家大局的发展、民族文明的进步为依归。我多次聆听他们的讲话，可谓高屋建瓴，视野开阔，思路清晰，震聋发聩。他们的胸怀和品格令我高山仰止。因为身在基层，看惯了太多领导的多样面孔，有的是同行相妒，设置障碍；有的是利用权力，在学术上寻租，如不遂意，则后果严重；有时些许小事求告无门。
恩师杨先举先生，是我学术上的引路人。先生携我在同一领域开拓，对我耳提面命，使我常有获益。先生率性自然，人品磊落，学识丰厚，精神毅力叹为天人。40岁正当壮年，和我同病，患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在北医三院动手术时，为让外国元首观摩，完全用针刺麻醉实施了胃大部切除手术。为彰显中华传统医术博大精深，先生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强忍撕心裂肺的疼痛，咬紧牙关一声没有喊叫，配合医院，完成了一场几近生剥活人的大表演。但与我胃切除后的一蹶不振大相径庭，先生是愈挫愈勇，虽体重不足90斤，摄入饭量极少，教学科研却事事不落人后，四处讲学育桃李而满天下。1993年退休后，著书立说再创事业新高峰，出版了13本专著，写下了大量文章，真可谓“苍龙日暮还行雨”，而今八十有余，依然精神矍铄，说话中气十足，探索不止，伏案敲击键盘不辍。先生真神人也，实非我辈俗人能望其项背。真正是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先生奇异，当有奇人之福，肯祷上苍施先生不老之身。
1991年应邀出席南海舰队有关会议时和人大教授杨先举（左）在广东从化温泉宾馆留影
吴慧先生与我同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的理事。他儒雅卓尔，诗词酬答，学养深厚，成果卓著，胸怀宽广，延揽人才，学而不呆，思维活跃，善于经营，是我非常崇敬的大家和长辈。他不弃我于卑微，推荐我进入中国商业史学会，为我开辟新领域铺路搭桥。
现附吴慧先生给我的一封信
济兴同志：
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上向您索取的大作《论传统文化和现代管理的结合》一式六份已收到。您这篇论文写得是很好的，材料较丰富，概括得清楚，所提出的“管理道德”和“管理精神”，是个新的内容，在当前提倡精神文明建设之际，有现实意义。对现代管理如何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结合，论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说明，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建立中国式的管理思想体系时作参考。为此，我将依照在北京时我的决定：在十二月我赴新加坡参加东南亚太平洋地区“文化与管理研讨会”时，将您的论文也带去，介绍给与会的国际朋友，供他们了解中国管理学界对文化与管理关系向导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水平。不知这一打算，能否得到您的正式同意？请告。
……
张重庆先生是我多年来过从甚周的挚友。曾担任中企协常务副理事长，中国侨联的重要职务，对我是有求必应，有应必果。他精力充沛，活动能力与组织能力很强，凡事终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拿出解决的办法，可谓我的良师益友。
饮水思源
郑海航先生是我的学兄好友，多年来对我多有帮助。我刚进入大学时，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经所工作，我们合作发表了数篇文章。他担任首都经贸大学校长后，曾携夫人到河南财经学院讲学，我与拙荆陪同他们游览古都汴洛，畅叙友情，甚是欢悦。他不吝施援，为我搭桥铺路。
徐伟立，人民大学求学期间的系主任，一位出自延安的老革命，她不因资历倨傲和故作高深，相反却正直纯真，毫无官僚习气，易于激动，不善掩饰自己的感情。她对人不吝赞扬和鼓励，有一次当众说我：小郭有三个优点，一是学习好，二是爱劳动，三是为人正直。这成为我一生的告勉之词，即使为之“吃亏”也并不后悔。人大复校后第一次招研究生时，她亲自写信给我，鼓励我报考，而我当时沉疴在身，辜负了她老的一片美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