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风主任，慈祥而温厚，长者之风令人起敬。与他相交，若饮醇醪，甘甜而绵长。多年来，他对我可谓有求必应地给予帮助，机会到来时不忘关照于我。在他第一次招博士研究生时，便鼓励我报考。他和杨先举老师甚至做了分析。他们认为，如果加上我，共有6人报考，其中我和陈某科研能力最强，而我与应届生差的只是外语，他们希望我报考。可是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我没有去尝试老师所给的机遇。直到90年代中期，他还探讨我调入人大工作的可能性并做过努力。
杨文士老师的施助对我提高外语水平促进很大。他将费根堡姆《全面质量管理》第七版中的新章节“质量成本”交由我翻译。该章后来成为全国质量管理培训教材的附录。当他在全面质量管理领域声名显赫时，居室却十分蜗屈，学生对此表示怅然，他却安贫乐道，继续自己的开拓和耕耘。
复旦大学的苏东水先生，曾任中国国民经济研究会会长，他吸收我为该学会理事，我怕战线拉得太长，没有参加，但他的美意我是心领神会的。
和铭先生曾任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理事，后作为《经济日报》特派联合国记者，我们保持多年通信，多聆其高见和教诲，获益匪浅。
《三国演义与经营谋略》一书出版后许多读者来信，或交流心得，或赞扬鼓励，有的写诗作赋，有的拟联相送，有的寄来照片，不一而足，有些我做了回复，有些因忙碌酬答不周，借此表达多年来的谢意和歉意。
寂寥独忧伤
一直在教育界和学术领域刻苦耕耘的我，不曾有机会真正实践平生所学。当小平同志南巡后，中国大地，第二次下海创业大潮风生云起。出于诸多原由，我顺应形势，下海弄潮，进行了一段别样的尝试。
1993年秋天，我成立公司，下海折腾。梳理当时的心路，做出这样决定，或多或少、或明或隐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学术事业遭遇瓶颈。我原本是要组织编写一套由海峡两岸的华人共同参与的大型丛书，但在第一本书《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管理价值》的写作和出版过程中，越来越感到步履维艰，力不从心。学术工程的实施和推广，是需要许多资源的，而一个“白袍”教师却两手空空。寄一封信，打一个电话，都要自己动手，自己掏腰包（当时还没有互联网），有时得自己花钱出差。中国是个人情社会，经营关系也要破费。在方方面面，是否拥有权力的优势和劣势立见。这种状况上世纪90年代之后日益突出。高度集中的一元化的科研管理体制复归和强化，权力逐渐主导了学术的立项、经费、评价、推广。在多元化的体制下，你的努力和才华终会在多元的结构中寻得脱颖而出的机会，而今，无职无权的“裸先生”是很难在纯学术的道路上走向顶点的，因为资源越来越向权力倾斜，甚至被权力垄断。在全国性的中心城市，这种状况会好一些，但“裸先生”走向顶点的代价必然是同时走向异类。学术的激情消退了，奋发的精神没有了，理想主义死去了，讲究实际，迎向权力和金钱的现实主义大行其道。只要行政本位、权力本位、官本位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真正的大学依然是我们的梦想。记得1992年我晋升为教授后，一天路遇一位老教授，问我：“小郭，还在搞研究呢？”，话语中惊讶而带讥嘲。一句话如一盆冷水，浇得我打了个寒战，意兴阑珊，顿觉自己是否已经不合时宜，成了方外之人。
二是其他发展受到挫折。1989年后，提出党外人士参政议政。1990年初，我当选为河南省第六届政协委员。全省同时当选的教育界人士有4人，其中两位已解决了实职。旋后，省里有关部门对我进行了考察。有可能成为解决职务的第二批人士，到最后环节却没有了下文。这时，学校打算给我提供更大舞台，但也没有结果。中国在选人用人方面，严格的规范很多，但以人选人，为主观的“辩证思维”提供了无限空间。比如，对于一个人，可以夸其工作有魄力，敢于开拓，应该提拔重用，也可贬其胆大胡干，断不可用；可以美其善于团结，群众基础好，应该提拔，也可以否其原则性不强，是个老好人，提拔无用，不一而足。对于一个教师或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如果你业务突出，提拔的理由自有千条万条，不提拔的理由也冠冕堂皇。比如说：这人可是个人才，不能分散他的精力，要让他专心搞业务。1992年，我已是河南财经学院最年轻的教授，也是学校第一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我之所以被out,大概就是精妙的“辩证法”发挥了神奇的效用。对于到政府的厅局任职，我不感兴趣，因为我不具备那种角色素质，到那里工作是祸是福，很难把握。但是我看重学校能给我提供更大的学术发展的平台，使我在热爱的事业上教书育人，多出一些成果。
三是学术思想迷茫彷徨。多年来我服膺中国传统文化，投身其发掘、整理和研究的事业之中，期盼在洋为中用的同时，古为今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可以说这是我当初的学术愿景。比如，我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在国内比较早地提出“管理道德”的概念，倡导建立中国的管理伦理学。但社会宏观的巨变，以及个人微观的遭遇，使我疑惑，我的研究对于提升管理者的道德良知，规范其管理行为，改变“权力的品质”，究竟能产生多大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在和谐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抚慰人的心灵等方面，可以为现代人类提供丰富的思想源泉，蕴含着智慧和谋略，但这一切只能在现代管理体制的框架下，才能发挥正向作用。国外企业引用中国古代典籍，卓有成效，盖源于此。回避体制创新，一味派发“心灵鸡汤”，无疑是麻痹国人。因此，我对是“体”是“用”陷入茫然 。
四是个性使然。我的性格中有求新好奇、刚直倔强的特点。在失望、赌气、迷茫的情感氛围中，这两个性格特质使我果断决定，到商海中尝试一番。20世纪90年代初，经国务院批准，郑州商品交易所成立，成为我国首批三家期货市场之一。此事一时间上升为舆论热点。因为“期货”和“期货交易”不仅对于中国的普通人，即使是对于专家学者，也是个新事物。于是各种讲座、培训班纷纷举办，广告宣传热火朝天。我记得有一句广告词几乎人人耳熟能详：“你要想成为百万富翁，就去买股票；你要想成为千万富翁，就去做期货”。我对金钱没有奢望，但对期货这种高级市场形态传达的神秘深深诱惑，渴望一探究竟。我的另一个性格是遭遇打击，不会转圜。我一向秉执“士为知己者死” 、“士可杀而不可辱”等古训，历经捶打仍保持着倔强，不会摧眉折腰，委曲求全。此时，恰逢小平同志南方视察不久，第二次商潮风起云涌，我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决心开辟一块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寂寥独忧伤
1999年和郑州商品交易所总裁李经谋（右一）
我之“下海”，虽然果断，但不决绝，因为教育毕竟是我热爱的事业，是我耕耘多年，收获许多成功和快乐的钟情之地。于是，我依然承担着学校分配的教学任务，依然参加学校每周一次的系部会议，如果参加不了就一定告假。当时既没有鼓励专业技术人员下海从事和本专业相关的商业活动的政策，也没有禁止这种行为的规定。作为一个刚刚评为教授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并且担任着省政协教育界的委员，我的行为不仅在校内，甚至可以说在省内也引起了反响。但从始到终没有一个人代表组织和我交流过看法。既然如此，我就保留着这种“一条腿下海”的状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至少可以拓展和深化我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检验和丰富我平生所学所教的管理学理论与方法，不论成败，总有所获，何过之有，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