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生活，快乐并痛苦着
“下海”期间，我虽然肠胃不好，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可避免地参加吃喝玩乐各种应酬。当时郑州有条大街，高档饭店云集，被人戏称为“白吃一条街”，我们也几乎吃遍。不过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再吃一碗面条。我也置办了一套钓具，周末陪朋友们外出垂钓。就是在这时，我学会了开车。有时驾车外出兜一圈，成了我放松身心的一种方式。由于工作很忙，身心疲倦，我很少顾及家里。妻子坦然面对一切风浪，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着我。一双儿女也很争气，先后进入了河南财经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求学。
我在外打拼，也是为了给家里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期间，妻子带着孩子随着学校工会组织的旅游团出去玩了几次，而我都因为太忙，没能去成。作为丈夫和父亲，我也想好好陪陪妻子、孩子，所以我还是会尽量抽出时间和家人相处。我们曾自驾车，到山东多个地方游玩过。周末也带着孩子外出垂钓等。
1995年，郭济兴全家人在曲阜合影
人生最快乐的时刻莫过于与家人相守，听听儿女的欢笑，体味妻子的悉心照料。那是一种脱离一切烦恼、远离一切尘嚣的放松，因为一切争名逐利都将成为过眼烟云，只有亲情能够永远温暖人心。
老马新途再奋蹄
1997年我返回学校，沉寂了一段时间。原来我们学校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 2002年初，学校设立了“企业发展研究所”等两个正处级的研究所，相当于学校的二级机构。其中“企业发展研究所”是唯一一个有人员、有经费、有办公场所的研究所，我被任命为该所所长，同时被聘为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和硕士生导师。
这段时间的工作内容比较丰富，但没有大的建树。因为曾经沧海的我，没有了以前那样的激情，同时毕竟老去。除了带研究生外，我主要做了以下一些工作。
一是搞了一些课题。比较大的就是参加了一个国际合作项目，这在我们学校应该是个突破。项目名字叫《新经济条件下的创新管理研究》，由加拿大政府立项，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教授罗杰•米勒负责，北美和欧洲等十几所大学参与合作。我被聘为“大中华区经理”，负责在大中华区组织实施该项目。我们完成了一百多家企业的调查研究，并在国家有关机构的支持下，和来华的米勒教授一起，考察了长沙、上海、温州、西安等十多家知名企业。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深入研究，提出课题，由省里立项。该课题获得省一等奖。为给后来者铺路，我主动提出以参与者的身份进入课题组。
2005年，郭济兴（左一）和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教授罗杰•米勒（右二）合作项目时留影。
中国工业经济协会秘书长陈中（左二），原中企协常务理事长张重庆（右一），给予很大支持
二是对河南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现象提出建议，进行评点。比如经常参加一些座谈会，接受媒体采访，对热点、焦点等问题发表文章和谈话。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走遍中国》栏目，到郑州做过一期节目，便由我主讲，评说郑州的支柱产业之一速冻食品等。
三是受邀到企业、地方政府做报告，搞讲座、培训等。
2005年，郭济兴在中央四台“走遍中国”栏目中评点河南经济情况
对子女的教育
我这颗一生极力追求的心，终于在此时坦然下来。在绚烂美丽的夕阳陪伴下，我开始追思往事，静静地享受此刻的悠然和恬淡。
参加工作以来，我数次调动，好在没有给孩子造成大的影响。高校老师不需要坐班，自由时间较多，所以我和孩子的相处时间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一直忙于自己的事业，身体又不好，所以很少亲自关照孩子的学习。孩子的家长会一般是我爱人参加；孩子去上业余的特长班，大多由我爱人接送；几次外出旅游，我都缺席。爱人和孩子们从来没有抱怨过。也许她们理解，我的奋斗正是为了这个家庭。不过回首过往，孩子们从小到大，不管是在教育上还是生活中，我还是可以做得更多更好。
回想往昔，我感到，教育孩子，因材施教、个性化教育最重要。因材施教的前提，是承认天分和特点。对于孩子，不要强求成龙成凤，他们能自尊自立，斯愿足矣。平日里，多做助推加力，切勿揠苗助长。
助推加力，首先是要提供、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与条件。这一点，我还是比较注意的。每次调动工作，我都会首先考虑孩子的受教育条件。调出舞钢的那一次，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在那个穷乡僻壤里，缺乏优质教育资源。1987年，河南财经学院给我下了调令。我到财院一看，决定放弃。因为财院新建的家属区当时是郊外，虽然离好的小学、中学不远，但一条马路又破又窄，我去那天正逢下雨，路上拥挤不堪，孩子行走非常危险。两年后，一条宽敞笔直的大路修好，我才调到财院。为了让孩子开开眼界，扩大知识面，刚有电视机的时候，我就率先买了一台9英寸的，街坊邻居也都到我家观看。后来市场上又有了放大镜，可以放在屏幕前面使影像放大，我又买了一个，大家又是一阵新奇，孩子们也学到了很多东西。调到洛阳之后，房子一经落实，我就买了一台法国的彩色电视机。不过，虽是在友谊商店买的原装，但质量不敢恭维。20世纪90年代有了进口的日本电视机，我及时买了一台。后来著作在台湾出版，有点美元版税，我就买了一套日本的组合音响。我也会经常给孩子们买些书籍、玩具，安排他们外出旅游。总之，在孩子教育上，我从来是不吝化费，总想给他们提供当时尽量好的条件，也是想方设法弥补我自己对孩子教育之不足。
其次身教更重要。刚参加工作时我抽烟、喝酒，动完胃部手术后，就戒烟戒酒，再无不良嗜好。平时唯爱读书，这本身对孩子也形成了一种正面影响。
不过我心灵深处的出发点和某些教育方法，现在想来是不对的。我总是期望孩子最优秀、更完美，因而对孩子批评得多，鼓励得少，时不时在他们面前夸奖别的小孩的成绩和表现。在辅导孩子时，如果某个问题讲过一两次，他们仍然没有完全理解，我就会急躁生气。有时企图把自己求学时的精神和方法强加于孩子，比如刻苦和多背，孩子对我的这些想法和做法十分反感。回想起这些往事，我追悔莫及。尊重孩子，强化孩子的自信心，比讲解许多难题重要得多。“好孩子是夸出来的”，我后来才真正理解这一句看似通俗的大白话。同时，每代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追求、不同的生活和学习思考方式，对待同样的事情也会有不同的认知和评判。我认为好的观点和方式，他们不一定能够认同和接受。而且即使好的方法，也会因为对象不同，产生不同的效果。管理学里有一种“羞辱激励”法，即通过羞辱激发一个人的斗志和能量，但此法用于张飞、黄忠十分管用，产生的是正动力，对有的人可能适得其反，结果是挫伤了其自信和斗志，压制了其聪明才智的发挥，产生的只有负动力。
好在天有厚德，天不罪我。两个孩子在我这个不尽合格的父亲的阴影下，依然顽强成长，靠自己的努力考入重点中学。女儿高考时，完全凭自己的成绩考入我们学校。后来又通过几年辛苦，获得了天津财大的在职研究生学位，如今在北京某金融企业工作。儿子中学时初通绘画，还喜好用模板剪粘成飞机、军舰、坦克等，全部是自己所为。中学毕业后，被保送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他颇承我某些特质，总是追求与众不同、创新和深度。他本科学的是经济学，毕业论文的题目却是《晚清政治变革的经济学分析》，此文后来山西财经大学学报基本没有修改，在显著位置发表。有人问我，是不是你帮他写的或者你进行过修改。事实上，我要知道他的选题，一定会坚决反对，因为这个题目太广太深，根本不是一个本科生所能驾驭的。我从始到终没有改动一个字或一个标点。他本科时还写过一篇论文，题目是《范式综合与中国经济学的建构》，西北大学学报予以发表。毕业后他想留学，我们全力支持。最终，他以优异的TOEFL和GRE成绩获得了加拿大政府和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联合奖学金，到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留学。该大学比多伦多大学建校早八十多年，被称为“北哈佛”，一百多年来都是加拿大最好的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中曾进入过前10名，在加国享有如北大清华在中国所享有的地位。由于他硕士课程全优，经系里全体教授投票，又获得了学校一项历史悠久的爵士奖学金，金额为全校最高。此后他被导师聘用，作为研究助理，协助导师完成了加拿大政府的一个大型课题。他的硕士论文就是该课题的核心部分，主要研究加拿大碳交易体系的定价理论和制度框架，由于该论文的理论价值和政策意义，学校的3位评审教授均给出优秀的评分，主要结论也发表在美国权威经济学理论期刊上。所以我开玩笑地对他讲：你拿的是硕士学位，完成的却是博士论文。他的导师曾来华访问，我去拜访，导师评价他是其最优秀的学生。毕业后，儿子先进入加拿大一家投资咨询公司担任投资顾问，后又任职于加拿大一家大型跨国企业总部，担任经济分析师。现在国内就职于一家著名基金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