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西安，在不到两岁的时候，父亲避祸先是来到郑州，最后回到家乡温县。而我对温县生活的清晰记忆是从小学开始的。
1953年，我开始上小学。我的小学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初小，从一年级读到四年级，学校就在我们徐吕村；第二阶段是“高小”，又名“完小”，包括五年级和六年级，学校在我村西南五里的西王村。该村当时是乡政府所在地。
郭济兴小学独照
俗话说童心欢乐，“少年不知愁滋味”。虽然家里已经没落穷困，但不谙世事的我，依然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童年。再加上我学习成绩优异，老师同学都比较喜欢我，所以我小学的日子还算是优哉游哉。
我的初级小学，其实就是两座简陋的民房加上后面一个院子。两座房子就是四个年级的教室，后院则是我们的操场。操场中有一棵大树，最后面的一个角落有一个农村那种十分简易的茅房。全校最多时大概有四十来个学生，共同拥有一位老师。
时隔久远，我已记不清楚上小学的第一天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去报到的。但是初小的老师给我留下比较深的印象。那是一位不到30岁的年轻男老师，叫赵成义，个子高高，笑容满面，平易近人。村里人都把他叫“先生”，对他非常尊敬。人们蹲在街上吃饭（河南农村有这种习惯，一是因为穷，大多家庭没有餐桌；二是趁着吃饭时光，大家聚在一起好聊天），一旦老师经过，都会纷纷站起来打招呼。那时候老师轮流在学生家吃饭。老师到了哪家，哪家都会想法设法给他做好吃的。假如某一家招待老师有点虚情假意，就会受到大家的议论和谴责。老师每到我家吃饭时，全家都会非常高兴。他和我父亲相谈甚欢。可能是因为父亲颇有见识，他们之间有很多可聊的话题。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父亲去世。这位老师在五六年前，还到郑州我的家中去过。
那时的农村初小，压根儿没有体育、艺术方面的课程。上课之外，同学们就是跳跳绳，一起玩玩弹琉璃蛋（玻璃球）。有时还用竹皮做成弓弦，把筷子或高粱杆的末梢当作箭，玩拉弓射箭的游戏。后来，村里发生一个事故。一个小孩在箭头上装了一个钉子，玩耍时射中我本家一位弟弟，造成这个弟弟一只眼睛失明。
在绘画方面，我那时倒创作了一幅处女作。在我们教室的黑板上方，悬挂有一幅毛主席的侧面像，我在上课时，偷偷临摹。经过几天，竟然完成。后来老师见到，不但没有批评我，反而称赞我画得不错。这张画到了父亲手里，父亲十分高兴，一有机会就拿出来在别人跟前炫耀，并精心保存了很长时间。由于农村和家庭条件限制，此后我再没能在绘画上有所学习和发展，一生没有和绘画结缘。这张处女画也就成了我此生的封笔画。
小孩子有时候也搞一些恶作剧或者偷些东西。记得四年级的时候，学校后面院子里的那棵大树被刨，树根晾干后堆在一起，以备学校冬天烧火取暖。我就和其他同学晚上跳墙潜入学校院内，偷了一些树根，结果被别的同学告发，受到老师批评。不过我的心里还是“偷着乐”，因为家里多了一些烧火用的柴禾。
我的初小成绩虽然比较优秀，但是印象深刻的还是这些调皮捣蛋的“劣迹”。
“四集体”中度完小
1957年，我来到乡政府所在地西王村读完小。这里离我家有5里路，有时一天往返一次，即早晨5点来钟起床上学，晚上返回家里，中午自带干粮。夏天学校有午休，中午休息时间较长，我们就一天往返两趟，中午吃饭也要返回家中。
高小的时候，全国的政治气候已经开始“左”向。农村的公共食堂还没有开张，却“首先从娃娃抓起”，在小学校搞起了“四集体”（我没有了解，不知外地当时搞否），就是集体住、集体吃、集体学习、集体活动。西王村腾出了一大片民房，把全乡的小学生和老师集中在这里，率先进行起“共产主义实验”。伙食由学校提供，不需要自己带粮，基本可以吃饱。
我记忆深刻的是，因为孩子们都小，压根不会料理自己的生活。有的尿了床，也不敢声张，也不知道拿出去晒晒，晚上重新睡在湿漉漉床上。我曾经睡过一段双层床的上铺，有天夜里不小心掉在地上，然后又迷迷糊糊地爬了上去，自己竟毫无知觉。第二天早晨起来，感到胳膊很疼，一看发现半只胳膊黑青，才知道自己夜里从床上掉下过。
这场有些荒唐的实验，持续大概一个学期就偃旗息鼓了。
至于那时的学习情景，我竟毫无了印象，可能是因为并无什么创新和特点，也可能是因为学习对我并没有造成困难和压力。
这段时光有一件很温馨的事情一直留存在我的心中，那就是我和其他班的两个男生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的友情没有掺杂任何功利私念，纯真得有些羞涩和缠绵。我们常常通过偷偷传纸条，表达对对方的问候和关心，后来发展到称兄道弟，自诩为桃园结义的刘关张，摔琴相谢的俞伯牙和钟子期。再后，友谊延申到彼此家庭。特别是其中一位家住姚庄村的姚慧明，我们小学毕业后又一起上初中、高中。他上学要途经我们村，每次都是先到我家，与我结伴而行，六年时间几无例外。在我母亲眼里，他就是自己又一个孩子，只要他一到我家，母亲就赶紧拿出吃的或者再做最好吃的。慧明的父亲是我们那里远近闻名的中医医生，数十年像家庭医生一样为我父母看病开药，直到父母去世。考大学时，慧明考入河南大学，未能和我一起来到北京，我们两家都非常遗憾。参加工作以后，异地而居，彼此忙碌，联系渐少，但思念犹在，那份美好和温馨的回忆永远珍藏在我的心头。
在我上六年级的1958年，是农村最闹腾的一年：高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开展大跃进，大办公共食堂，大炼钢铁。我们这些小学生也参与了其中。农村学校不像城市学校，一年有寒暑两个假期，而是考虑农忙，不设暑假，安排了寒假、麦假、秋假三个假期。那年秋天，由于青壮年都到太行山上大炼钢铁，三秋的农活，主要由老年人和中小学生承担。当时我才12岁，已经是生产队里的主要劳力了。人手不够，只有凑合。红薯由牲口拉着犁耙犁一犁，我们这样的小孩捡一捡完事，大部分都烂在地里。小孩子毕竟贪玩，哪能干好农活？记得有一次我和另一个小孩拉碾（小麦播下后，紧跟着要由石碾压一压），田里有颗大柿树，结满了金黄的柿子，我两个爬到树上，一是玩耍，二是捡软了的柿子吃，一个上午基本没干什么活。生产队长知道后甚怒，决定中午挂我们两个“料蓝”。“料”是指牲口所吃的东西，“挂料蓝”就是不让吃饭以示惩戒，吓得我们跑到村外树林里不敢回去。两家的大人们找到队长求情。等午饭后，队长开恩，让父亲给每人拿来一个白面和玉米面做的花卷、两个红薯，算作午餐。父亲连哄带吓，叮嘱我们到地里一定好好干活，此事才算了结。
初中的日子——边挨饿、边学习、边劳动
1959年9月，我考入初中。学校在公社所在地西林召村，在我们村西南，离我们村5里地。它是我们公社唯一的中学，全县排序第五，因而名为“温县第五中学”。
初中的学习，对我依然没有压力，我的成绩一如既往的优秀。我的作文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我的其他功课也很出色。在我还不到年满15周岁的规定时，就稀里糊涂加入了共青团，并担任了组织委员，成了班里的核心人物之一。初中前后有三个老师担任我们班的班主任，他们对我都很好。我和班里干部，与其中两位老师的合影，在写这本回忆录时，竟被找到。照片中带着太阳帽的就是本人。在1962年一个穷困、闭塞、落后的农村学校，这种装戴，应该是很潮很酷了，很有点“卓尔不群”，可惜我再也没有想起，这顶超前的劳什子，我是从何处何人那里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