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妹妹和我的年龄相差几岁，其中大妹妹张正霞小我3岁，于1942年10月15日出生，另一个小妹妹张正萍小我7岁，是在1946年9月7日出生的。由于年龄上的差距，再加上我上学后常年不在家，因此我总觉得和她们俩感情上有一些生疏，似乎没那么亲。工作后我条件好了许多，经常主动和妹妹们聚在一起吃饭、闲聊，其间她们还跟我开玩笑说：“以前可从没有过啊。”这也算是我成年后和她们联络感情的一种方式吧。
儿时情谊深
月亏了能再盈，花谢了能再开，开谢盈亏，花月依旧，几度离合间，人却已老去。
情由忆生。离别之苦，苦在心中有许多生动的记忆，眼前却看不见人。可叹别时视为寻常，不料一别成永诀，再无相聚之日。青春相别，再见皆已白头，彼此如同一面镜子，瞬间照出了无情流逝的岁月。
我的姐姐大概比我大十多岁，在她去台湾前，我们俩的感情很好，在家的时候她哄着我玩，到哪里都带着我，而我也很喜欢跟着她，像她的小“跟屁虫”一样。结婚后，姐姐嫁到兰州城里畅家巷去了，那时候我只有几岁，经常被她带到家里去住，和她做伴。
虽说我们俩感情很好，但姐姐那时候还不到20岁，偶尔我太淘气了她也会打我一下，只不过她从来也没敢真下手打我，生怕被父亲知道挨骂，只有一回让我印象深刻。
1946年夏天我出去玩，和城里几个年纪相仿的孩子打了一架。我胆子特别小，打完后不敢回姐姐家，而是跑出去看人家编竹帘子去了。姐姐到处都找不到我，可急坏了。好不容易找到我后，姐姐生气地照着我的头打了一巴掌，那时候我是光头，被打得特别疼。然后她直接把我送到了中央广场开往十里店的公交车上，让我自己回家去。那时候兰州中央广场到十里店只有一趟公交车。她把我送上车后，跟司机说：“把这个娃娃带到十里店车站。”
公交车正好在我们家卖茶的小铺门口停，我一下车父亲看到了，他奇怪地问：“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这时我就把姐姐打我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父亲和我的大娘（我的姑姑）一听都很生气，又跑到姐姐那里把她说了一顿：“你怎么叫他单独回来呢？丢了可怎么办？”因为我是几代单传的儿子，是张家人香火的继承人，要是我走丢了问题就大了！所以这一次让大人们都担惊受怕，但我自己却没觉得怎么样，也没记恨姐姐的那一巴掌，仍然像往常一样经常去找姐姐玩，跟着她跑东跑西。
1947年，被调到宁夏工作的姐夫回十里店接姐姐。知道姐姐要走了，我坚决要跟着一起去，绝对不想跟她分开。父亲当然不会同意我这个不满9岁孩子的疯狂想法，我生气极了，躺在地上来回打滚，闹着要跟姐姐一起去……不过因为这是走远路出远门了，父亲是绝对不会允许的。
这些少不更事时的荒唐事我都早已记不清了，是姐姐后来和我见面时亲口告诉我的。当时的我们肯定都没有想到，这一别，竟然分开了近半个世纪。
台湾来信
1949年7月，家里突然收到一封从台湾寄来的信，父亲不识字，这封信只得让我来念给大人们听。打开信一看，竟然是姐夫、姐姐从台湾寄来的！这是姐姐离开家后第一次和家里联系，我们怎么也没想到，日夜惦念的姐姐竟然在台湾定居了。信中讲述了他们一家人是怎样离开大陆去台湾的，同时也是给家人报平安。
原来，1947年姐夫和姐姐先从兰州乘汽车到达银川，然后经包头、呼和浩特、张家口、北平（北京）到达天津，在天津乘坐运煤船到达上海，把煤卸下以后，再将他们全船人运到台湾的基隆。那以后，姐姐和姐夫在台湾渐渐安顿下来。
信中还附上一张照片，照片上有两个女娃娃，我想可能是姐姐在台湾生的吧！这是第一次检验我识字能力的时刻，小学二年级的我把这封信念得比较清楚了，父母很高兴，还得到了邻居们的赞扬。从接到这封信以后，我们一家觉得安心多了。然而，血脉亲人被一湾海峡阻隔不得相见，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在逝去如飞的日子，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隔着一湾海峡，只有思念和等待绵绵不绝。每念及此，我总是不禁汗涔涔而泪潸潸了。
1986年，姐姐张秀英、姐夫杨天全及其女儿、孙子合影
44年后再相聚
1947年姐姐跟随姐夫到台湾之后，直到1991年才又重新踏上大陆的土地，这其中已经相隔了44年，双亲都早已作古，我们姐弟俩也都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而说起我们相认的这一段故事，更是有趣。
我和姐姐能联系上，完全是个巧合。我在邮电学校有一个叫徐敬双的同班同学，原来在学校里的时候我们很少接触，也很少说话。我结婚后经常到位于永昌路的岳母家去，有一天突然在路上遇到了她，因为她家也住在附近的贤后街。那之后我们又开始联系了，她有什么事情会找我帮忙。我经常要到外县出差，由于同学感情上的关系，有时也帮她带点兰州紧缺的东西。
1990年夏季的某天，她突然给我打电话说要到我在耿家庄的邮电宿舍来一趟，问我方便不方便。我说可以，她就过来了，见面后我们像往常一样闲聊，我问她干什么去了，她说：“我有一个亲戚从台湾来了，今天在华林山邮电巷请客吃饭，我就去了，吃完了以后就到你这里来了。”听她这么一说我多了个心眼儿，接着问：“你这个亲戚是什么人啊？”她跟我说是位解放前去台湾的张先生，来兰州看小舅子的。
刚好我的单位农村电话处有一位叫赵永新的会计和这位张先生的小舅子住在一个院子里。我当即打电话给赵永新，拜托他到张先生的小舅子那里去问一下。赵永新问完了捎张先生的话说：“我不仅认识你姐夫，还认识你姐姐，我们两家人还是邻居。”听了这个消息我真是太吃惊了！原来张先生和我姐夫当年都属于兰州空军东岗机场，而且是同一批从兰州去台湾的，到那里以后也都是彼此相熟，甚至是相依为命的朋友。那位张先生还让我写一封亲笔信带回台湾，我就写了一封信，告知父亲和我的名字，重要的是先要确认到底是不是我的姐姐。
没过多久，我收到了从湖北省委招待所发来的一封信。打开一看，是我姐姐的大女婿丁凯胜到武汉做生意，他先跟我写信联系，然后告诉我再到深圳。正巧那时候我参加省政府办的厂长经理学习班，要到深圳蛇口待一个月。在那里见到了我的大外甥女婿。见面以后互相了解了情况并由他告诉了姐姐，于是，1991年的6月份姐姐由大儿媳陈金铃陪同回到兰州。
姐姐到达兰州机场的那天，我早早地就到了，尽管相隔四十多年没有见面，但远远地一看我就认出了她。她的头发也都白了，这是我们家人的遗传基因，头发白得早。虽然在异乡多年，但姐姐一直乡音未改，她非常激动。但我看得出来，虽然回家了，姐姐还是有一些思想顾虑，她走了之后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来料理的，她担心我不认她。那样的事怎么会发生，我们是手足亲人，失散几十年后好不容易相逢，有什么理由不相认呢？我想念姐姐，我实现了父亲临终前对我的嘱咐，我们姐弟一直亲热如初。直到今日，想起我的姐姐，我都会泪流满面，我想，可能这种情感是下一代人无法理解的。
回到兰州后，姐姐先到父母的墓地给他们二老上坟，回到阔别四十多年的故乡，见到的却是双亲的坟墓，姐姐怎能不伤心难过？她在父母坟前大哭一场，两个妹妹也都跟着哭。看到此情此景，我心里酸酸的，当年姐姐离开家后，父亲还一直心心念念想着她，没想到再次见面竟然已经是阴阳两隔，人间的遗憾莫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