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迷信，但我想象这世上必定有神灵，如果没有神灵，就无法解释人的灵魂为何会有如此执拗的精神追求。儿时的我很单纯，追求着生存和健康，这应该也是一种朴素的精神追求。不知是张喇嘛的迷信起了效果还是自己朴素的精神追求使然，我真的度过了十年平安健康的日子。后来才发觉，身体和智力来自于父母的遗传，知识来自于对前人经验的学习，而健康成长则来自于内心最深刻的精神追求。
坚韧而辛劳的父亲
我的父亲叫张国森，出生于1894年，早年即丧父母，他没念过一天书，不识字。从我记事的时候起，看到的父亲就是一个老头子的样子，他带着我走到哪里，别人都会指着我问：“这是你的孙子吗？”
父亲1956年留影
父亲身高1.65米，体重90斤，留着山羊胡，身材非常清瘦，简直就像一个被风吹干了的“桔子”。由于长年累月肩挑背驮，他的颈椎部位还长出了一个拳头大的疙瘩。这些全都是生活的重担在他身上留下的残酷印记，实际上，那时在我眼里俨然是个老头子的父亲只有五十多岁，放在今天看也是正值壮年，若没有背负着一家人的柴米油盐艰辛讨生活，父亲绝不会是那样一副垂垂老矣的样子。
到我7岁的时候，虽然家里一贫如洗，但作为几代单传的独子，将我视为掌上明珠的父亲还是咬紧牙关，省吃俭用地把我送到了十里店小学上学。那以后，由于要维持一家5口人的生活，父亲通过别人介绍到西北师范大学（以下简称“西北师大”）附属小学当勤杂工（又叫“工友”）。在那里，他的任务是：给一个姓齐的教导主任做饭，上下课的时候打铃，还有为一、二年级打扫教室卫生和烧开水，晚上住在学校里看大门。在这个小学，父亲一直干到了1958年，那年他已经65岁左右了。父亲每个月领到38块钱，能买5袋面粉，这些钱也仅够我们一家人糊口，其他的开支仍然能省就省，家里的日子一直过得紧紧巴巴。在师大附小的原址上，先是建成了桃海电影院，后又改建成了宝迪文郡小区。
印象中，我的父亲是一个老好人，他脾气非常好，为人老实，胆子很小，性格甚至有些怯懦。这些都是我通过一件事情观察出来的。
早年间，爷爷将我们家里的在达家庄碱地（碱地是小地名，现省委党校所在地）的二亩地当给了别人，1953年2月这块土地被甘肃省委党校征用，国家补偿我们家两千多元人民币。这笔补偿款需要到武都路兰州市政府（现为城关区政府）去领，父亲领着我到了市政府门口，站了半天迟迟不敢进去，最后还是让我进去把钱领出来的。当时是在1953年，我大概只有十三岁。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父亲的胆子有多小。
这两千多块钱对于当时的我们家简直是一笔巨款，父母都欣喜异常，将它补贴家用。记得在我十五六岁时，母亲本想给我买一辆自行车，那时候一辆自行车是七八十块钱，相当于父亲两个月的工资，但最终也没舍得买，这笔钱统统给家里补贴生活了。这两千多块钱一直很节省地用了多年，据我推测大概是到1956年左右才花光了。
父亲对我的偏爱
在一切人间之爱中，父爱和母爱也许是最特别的一种，它极具本能，却又近乎神圣，孩子一旦出生，要想不爱他已经为时过晚，正是这种似乎被迫的主动之中，我如同得到了神启一样地领悟了爱的奉献和牺牲之本质。
由于我是几代单传的儿子，再加上父亲是老来得子，所以父亲一直都对我十分偏爱，走到哪里把我领到哪里，每次去兰州城里逛的时候，父亲都是带着我去，很少带两个妹妹。
他在师大附小当勤杂工的那几年我正好在西北师大附中上中学，由于学校每天晚上要上两个小时的晚自习，再加上附中和附小离得很近，所以每天晚上下了晚自习我就到父亲的传达室跟他一起住。晚上学习到10点多，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父亲为了让我吃饱，拿两个土豆放进炉子里烤。烤熟的土豆吃起来不仅顶饱，味道更是香得不得了，它帮了我的大忙，助我度过了难熬的时光。
附小的传达室大约有8平方米大，我和父亲睡在一张木板搭成的单人床上，从初一到17岁，我一直是和父亲睡在一张床上、盖一条被子。对那一段传达室的岁月，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可以说，父亲是我最亲近的人，我们彼此感情非常深，他从没打骂过我，只有一次我把他惹生气了。记得那时我还很小只有5岁，有一天看到路上有辆汽车开得很慢，我一时贪玩就坐在汽车前面的保险杠上，结果差一点被轧着，父亲被吓坏了，赶紧把我拉回家里，让我跪下。即便如此父亲也没有打骂我，只是让我跪着受罚，记住这次教训。
1958年之后，父亲在家里赋闲。第二年，高中还没毕业的我参加了工作，每个月的一半工资补贴家用，此时的父亲终于卸下了一些生活的重担，能够歇一歇了，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也从依靠父亲变成了依靠我。但当时我刚参加工作，每月工资只有27元，只能给家里十多元，这只是够买粮食的钱罢了，家中生活仍然十分窘迫。
了解情况的十里店街道陈光仁主任又给了父亲找了一份看自来水管的工作。那时候的自来水还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的，只有马路边有一个公用的自来水管，张家、李家、王家每天都要来挑水，需要一个专门看守水管和收水费的人。街道办事处看我们家生活困难，便安排父亲看水管，一个月能有20块钱的收入。
这就是父亲于1960年在十里店旧街上看管的自来水管
看管了一两年之后，父亲已经年近七旬，没有办法再干下去了，就此彻底在家休息。但是街道办事处陈主任的这份关怀我一直记在心里，在我工作条件好一些后，还特意上门去感谢过陈主任。
我对陈主任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谢谢您，在我们家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您让我的老父亲看水管看了一年多。”
没想到陈主任说：“哎呦，这事我都忘了。”
“您忘了没事儿，我还记着呢。”
初为人父，竟又丧父
父亲在家没有赋闲几年，就因为突发脑溢血去世了。那时没有好的医疗条件，父亲以前也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1965年的6月26日父亲晚上睡觉猛然起床，突发脑溢血昏迷。当时我已经在省邮电局工作了，赶紧把邮电医院的黄大夫请来抢救，大夫过来一看，瞳孔放大，人已经不行了，没过两天，父亲于6月28日去世，享年72岁。
虽然父亲一直身体很瘦弱，但我从没想过他这么快就会去世，震惊之余，内心的悲伤和痛苦无法言喻。紧接着，我开始办理父亲的丧事，巧合的是，父亲去世前两天我妻子刚生下了我的大儿子，新生命降临带来的喜悦很快被这巨大的悲痛冲淡，我在家操持父亲的丧事，那时候我还没来得及品味初为人父的喜悦，却失去了自己的父亲，真是悲喜交加。
来不及细细梳理自己的情感，我必须解决眼下安葬父亲的问题。当时我结婚不久，生活也非常紧张，每个月只有32块钱的工资，父亲去世得很突然，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父亲生前也对家里的窘境很清楚，记得他曾对我说过：“我死了以后，你给我找一口水缸把我埋掉。”但我怎能忍心让父亲就那样去了呢？于是，我从省邮电工会借来50块钱，在中山林十字路口西北角棺材铺花30块钱买了一口棺材。这样的棺材已经算很便宜的了，一般的棺材都要200块钱左右，厚度大概有10厘米，而我给父亲买的30块钱的棺材只有3厘米左右，大概和床板一样，真是很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