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才明白，省局政治气氛紧张、连续开斗争会是已经怀疑我和这件案子有牵连，想让这位原生产处的年轻人把我交待出来。但这个年轻人与撒传单的张富德毫无关系，他只交待摩托车出事被查扣这一件事，时间、地点和撒传单根本对不上。直到真正的撒传单的张富德被抓住以后，省邮电局每天晚上的斗争会才停止。
其实这个张富德，我在童年时是认识的，他的父亲是个木匠，在十里店做马车木轮子。从1959年我参加工作以后再没见过他，这件事后才知道原来他是闯荡社会没有正经职业的，平日习武练功，喜欢结交一些所谓的“哥们儿”。
因为我虽然出身佃农家庭，但却有一个姐姐在台湾，就是当时所说的“有海外关系”的人，这样的人在工作上受到很多限制：不能进邮电机房，不能进机要部门，不能入党，被怀疑也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了。由此看来，当初我对政治形势的预感也不是没来由的。
麻烦不断
虽然政治上的麻烦没有，但由于我有台湾社会关系，小小的麻烦却经常找上门来。1971年夏天，当时的省电信局组织全省线务分站（现传输局）以及地县局长参观中印边界上的窃听器，这件工作只有一天的会议时间，上午开会，下午参观，省电信局业务处付春茂处长安排我负责筹办这次会议。
我投入十二分的精力准备，把一天的活动安排得井井有条。没想到在开始参观的前一天，我突然感到事情有些不对劲，省电信局政委单德忠（当时电信局属部队管理）把付春茂处长和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开了一个十分严肃又简短的会，单德忠政委说有港台关系的人不能参观窃听器，意思当然是我不能参与活动了。对于领导的想法我十分理解，可是内心还是忍不住失落，于是低着头走出了办公室。
可这次参观任务从一开始时就是我一个人经办的，没有别人插手，这下可难坏了付春茂处长。过了几个小时，付春茂处长通知我说，让我继续把这件事办完，我想肯定是他帮我说服了单德忠政委，同时也承担了一定的风险。想到单政委和付春茂处长给了我这么大的支持，我内心非常感激，更加卖力地完成任务，回报他的同时也证明自己。单德忠政委在退休以后，还曾帮我将次子张雪涛送进部队入伍当兵，实际上我对单政委还是感恩的。
从此以后，我更加认真工作，祈求安定。对其他也没有更多的奢望，只希望邮电局不要把我开除，希望能按月领到42元的工资，把三个孩子养大成人，我就心满意足了。现在看来，我当初的愿望都满足甚至超越了，因此，我特别感恩单德忠政委和付春茂处长当年对我的信任和帮助。
邮电合并
1973年8月，甘肃省“革委会”和省军区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通知精神，于8月6日下发《关于调整邮电体制问题的通知》，决定从1973年9月1日起，将省交通邮政局的邮政部分划分出来，与省电信局合并，恢复成立甘肃省邮电管理局。
9月15日，我随省电信局由北园迁到平凉路原址即现省邮电办公地点，回到平凉路以后，我仍在电信处工作，仍然经办全省农村电话。当时在电信处经办农话管理工作的还有尚思达，后又调来李本保。李本保是我函授学习时的同学，同是线路专业。尚思达无论从工作上还是从生活上都给了我帮助和支持，他热情正直，乐于助人。当时兰州的煤气十分紧张，我就拜托他帮我家灌煤气，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家的煤气一直没断过。我现在还记得我俩骑着自行车到西固灌煤气的情景。在工作中，我们也是互相帮助，相处得十分愉快。
1975年2月20日至8月5日，我被通知到省革命委员会“五七干校”学习和劳动，这是当时每个干部的必修课，所有人都必须轮流去。我被分配到远在靖远县北湾的甘肃省干校。北湾位于黄河北岸，因为黄河在此地向南弯曲了一下，留下了块开阔的平地，因此拥有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是一块风水宝地，粮食和瓜果的产量都很高。在干校里，省邮电一共去了14个人，被编在三连三排，完全是按照部队军事化管理的，吃饭排队、看电影排队、到地里劳动上下工排队，由于人多，上厕所也得排队。
“五七干校”实行军事化管理，这就意味着一切都按部队的建制和管理，除了劳动种地外，还要学习政治，写心得，开大会小会交流学习感想。干部下放干校的目的就是在劳动中学习、在学习中劳动，改造自己的人生观。
省邮电局去的人都被分到大田组劳动，大田组的劳动主要有种植小麦、拔草、收割、碾场、颗粒归仓等。收割季节拔麦子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劳动，而且每个人都有任务定额，对我们这些从没有做过农活的人来说，一整天弯腰低头拔麦子真是一件极度辛苦和劳累的事情，我常常是干完活累得连饭也吃不下去。
尽管每天要从事如此繁重的劳动，可我们个人吃的饭都是定量供应的，经常吃不饱，于是我不得不自己想办法把肚子吃饱。北湾属靖远县管辖，那时候在靖远县我有一个在省邮电学校的同学叫王杰，我只得求他帮助买些卤猪油补贴生活。他从靖远县买到卤猪油后帮我送到干校，于是我饿了的时候就把猪油抹在热馍上，再撒些食盐吃，这样才能耐饱一些。同时我还从干校商店抢购了一些麦乳精，冲开水喝也能饱肚子。可是当时的售价非常高，一瓶500克的麦乳精售价是3元左右，而且很难买到。
除大田劳动以外，我们还在白银四龙乡下乡，住在农民家召开忆苦思甜会，帮助农民种地，在麦场上开批斗会斗争地主分子。我被分到一个地主家庭里住下，组织上还特意给我交待了纪律：只能在他们家住而不能吃饭，也不能和地主家的成员说话。
每一批到“五七”干校劳动的干部，都由干校安排农活，根据农忙和农闲的时间安排得非常科学。从播种、大田农作物管理、锄草浇水、收割、运输到麦场上就够学一个学期的。一个学期是4个月到4个半月的时间。在劳动过程中还要见缝插针到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农民生活。干部们发工资，而农民从每年的收获中分得口粮和工钱，以此来维持生活，一年的收获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
1976年，在“五七干校”门前留影
印象中，掏厕所是一项有很大难度的工作。干校的厕所有深约1.8~2米的蓄粪池，每个人在4个月的劳动中必须掏一次大粪，但粪池这么深，掏到粪池半腰时人必须要下到便池中去劳作，否则就够不到了，而且地面上还要有一个人接住下面举起的粪便桶，然后把粪便运到集粪处，用白土搅拌均匀堆起来发酵。
厕所每天安排人轮流打扫，有一天轮到我打扫卫生，等我晚上9点去打扫时，发现厕所已经被别人抢先打扫干净了。第二天班长开会问厕所是谁打扫的，那个提前打扫卫生的不承认，认为这是自己默默无闻学雷锋做好人好事的表现，结果班长把我批评了一顿，嫌我打扫迟了。吸取了这个教训以后，我不管是不是轮到自己，每天吃完晚饭就去打扫，但这样又会让上厕所的人很反感，没想到做好事还引来了批评，我的心里也是很不快。
甘肃农话简史
回望我这一生的工作，我在邮电局只干了农村电话这一件事。我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农村电话事业，同时也享受到其中的乐趣。在35年的农村电话工作中，全省1549个乡（镇）（统计时间截至1997年），我自己走过的就有1100多个，约占总数的70%，全省83个县、市中，只有碌曲、玛曲两个县我没有去过，其他县、市我都去过不止一次，尤其是武威、定西、酒泉、张掖这几个地方，常常一待就是几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