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研究生余志贤（右）通过论文答辩
1998年，泌尿外科研究所建所20周年，部分同事与研究生留影（前排左二为夏同礼）
在国外要讲“四气”
在国外的学习与生活中，我深刻认识到作为一名中国学者在国外生活必须要具备“四气”才算合格。这就是生活中要有勇气，包括勇于交谈、勇于交往、敢于尝试等；为人处世要有骨气，包括讲原则、讲大局、不卑不亢有气节等；学术交流要有正气，包括是非分明，既谦虚谨慎又不阿谀奉承等；学习目的要有志气，包括学为我所用、要有新思路、要有创新理念、要有排除诱惑回国服务的决心等。
1986年4月赴美国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进修，职称为客座教授。从生活和工作几十年的中国，一天之间踏上美国大地，来到一个迥然不同的陌生环境。内心里的兴奋、新奇、恐惧、担心、希望等情感交织在一起，需要有一个调节、适应和习惯的过程。在美国的生活和工作中，我逐步总结出应该要有“四气”。
1986年，北京机场，赴美国登机前留影
第一是勇气 我出国的时候，经过卫生部领导特批，用人民币在卫生部兑换了50美元。上飞机时，我提了两个箱子，兜里装着50美元。我当时的想法是：只要我还能提着两个箱子回来，我就什么也没赔！机票是国外送的，我就是这样单枪匹马地闯美国了。
去美国，首先要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到旧金山下飞机，感到美国的机场要比国内的机场大很多，各项设施更完善。在那里我要换乘国内航班到亚特兰大。我找到登机口，还有好几个小时，只好坐等。旁边也有很多人在等。这时我想：在国内找个外教多难哪！现在我旁边就是美国人，为什么自己不敢说话呢？说！说什么呢？“What’s the time by your watch？”（几点了?）那位美国女士说了一大段，可是我一句没听懂，我的心开始忐忑起来。
上了美国国内飞机以后，正好邻座是一个美国年轻人，我就和他聊了起来：“下飞机有位教授接我，我第一句应该说什么？”他告诉我应该说什么。我们就这样聊了一个多小时，才慢慢又找回来了对英语的自信心。
由于我的导师去欧洲未回，因此下了飞机，由另一位教授来接我。他开的汽车的车灯是闭合式的，这个我从来没见过。我被安置到一个美国人的家里。那是一座小洋房，主人出门迎接，我看到雪白的单子铺在楼梯的地毯上，非常干净，而使我望而却步。这时我发现，美国的马路上并没有尘土，脚踩到白单上竟然没有留下脚印。
因为时差，晚上睡不着觉，非常想念家里的一切。第二天早晨，这位美国教授来接我到他的实验室参观。没想到那时候我的精神却很好，一夜没睡第二天照样精力充沛。
到了他的实验室我就跟他一起做动物实验。项目是为家兔双侧后肢骨作生物材料植入手术。我做动物实验手术的时候，一只手拿好几件器械，令美国教授和参加实验的美国学生们瞠目。我给美国学生演示如何用器械打结，他们很惊奇，好像从未见过。导师回来后请我和那位教授吃饭，谈话间使我感到他对我的印象非常好。这就是初到美国的感受。在国外，时时处处需要“勇气”，包括办公室电话铃响了，你敢不敢主动去接？社交场合，要不要主动和人家交流？等等。锻炼英语的机会很多，都需要积极参与。
1986年，美国埃默里大学，左一是日本神户大学好友北滐教授
1986年，在亚特兰大与美国小学生在一起
其实英语不好大可不必自愧，人家不会笑话。正如外国人到中国来听不懂中国话,咱们也不笑话一样。记得有一次参加聚会，我就跟老外说了一句：“My English is very poor.”（我的英文不是很好），老外说：“Your English is much better than my Chinese.”（你的英文比我的中文好得多）。依稀还记得那个老外是个非常会说话而且幽默感很强的人。
初到国外第一位重要的是勇气。愿意跟美国人交朋友，敢于交往，不光在实验室内，要走出实验室观察美国社会。
Ruth H. Collins 夫人是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组织的成员，在佐治亚州政府工作，后又在卡特总统中心工作。她是一位善良、好客、热心公益事业和助人为乐的人，经朋友推荐，由她担任我的义务英语老师。她不仅教我英语知识而且教我认识美国社会，带我出席一些社交场合，甚至带我去访问印第安人家庭。
在国外要讲“四气”
1986年，我的美国英语教师Collins夫人
Burton R. Harding 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是高级经济师和理财专家。我在亚特兰大期间，几乎每个周末都出席他家举办的国际餐会。有一位中国留学生晚上从实验室回宿舍的路上，被人打伤头部，颅骨凹陷住院抢救。Harding先生及一些美国朋友，一面在报纸上谴责暴徒行径，另一方面积极捐款，为这位中国留学生支付先期手术和后期康复治疗费用。Harding先生等受到中国留学生的称赞。
1986年，我邀请Harding夫妇出席我国国庆晚会
John B. Otis教授是一位病理学家。由于我们有很多共同点而成为好朋友。我们的年龄、毕业年限、工作专业等都相同。当然也有许多不同，如他有5个孩子，住别墅，有自己的湖泊和游艇等。我们经常在一起交谈，常到他的医院和实验室拜访并应邀到他家做客等。1995年我再次赴美时，他特意开车从亚特兰大到弗吉尼亚来看我，令我十分感动。
1986年，亚特兰大，Otis教授在工作
1986年，亚特兰大，在Otis 和夫人Gail家的阳台上烤肉
1996年，Virginia大学，Otis（中）专程看望我们父子
第二是骨气 中国人当时很贫穷。那时候我一个月才挣七八十块钱，折合成美元就没什么钱了。当美国人问起来，在中国生活怎么样？碰到这样的问题往往令我很为难。既要实事求是，又要顾及面子。尤其是有关国格的事，更要掌握好，回答问题要符合自己的身份。虽然国家没给我什么政治任务，但是谁要说中国不好，就感觉到如同说自己不好一样，不能忍受。虽然我没有钱，但是绝不能丢中国人的脸，绝不低三下四，这就是人格与骨气。
有件事给我印象深刻，是关于租宿舍的事。我刚搬进一处宿舍，但是物业没有给我清理房间，虽经交涉，仍然拖而不办。最后，我义正词严地表明我的态度：若再不给我打扫，我就要扣掉一星期的房钱，如果你们不同意，我就要去起诉。他们不得不答应我的要求，物业一句话道出玄机：“我以为你是从台湾来的，对不起！”。
第三是正气 在和外国教授接触过程中，绝对要实事求是，既要虚心请教，又要不卑不亢。我的美国导师是一位美国知名病理学家，他现在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我们的关系非常好，到现在还时有联络。在和外国教授交往或者讨论学术问题时，既要保持谦虚谨慎，更要坚持实事求是。该说“不”时一定要说“不”。这样才能真正赢得人家的尊重。这种“正气”是每一个出国访问的学者必须具备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