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说：“对另一种人不能讲诚信，那就是对待小人。小人是有目的性的，所以跟他讲诚信，你不就吃亏了吗？诚信是为人之本，君子之交要讲诚信。所谓‘君子之交’，首先自己本身要是君子，你交的朋友也要是君子，在这之间讲诚信。切勿和小人讲诚信。”那个年代不安定，骗人、骗财的事情很多，必须要时刻小心上当，绝不能盲目相信。后来，真的经历几次上当受骗的事，逐渐感悟出天地万物唯有识人难哪！
因为家里是开药铺的，所以父亲从小教育我们要悬壶济世。他经常告诫我的三堂兄，当医生不要架子大，如果有病人来找，不管三更半夜都要去。因为医生的天职就是治病救人。
我当了医生之后，他教育我说：“所有的人都需要鼓励，病人更需要鼓励。” “病人的眼睛是看什么的？看医生的表情的。如果你的表情显示出对他的病很有信心，他自己就会有恢复健康的信心。”他说：“当医生，第一，不要有架子；第二，不管对什么样的病人，都要有耐心；第三，要给病人以鼓舞，让他充满希望，假如他明天就要死了，你今天也得鼓励他。”父亲观察、体恤病人的心情如此细致，给我上了一堂深刻的医患关系课。父亲的思想在我的从医生涯中一直影响着我。
父亲的教诲
父亲对我的身体健康也非常关心，比如让我从小习武，他说：“艺多不压身，多学点东西是有好处的，而且练武对健康有好处，人只有健康了，才能够做好事情，没有好身体做什么事情都是空想！”
父亲很少有自私之心，他受传统的礼教影响比较大，不论在教育孩子方面，还是在大家庭中与人相处的方面，父亲总是先人后己，不求名利，这给我的影响非常大。为什么在大家庭中可以相处得好？就在于父亲总是低调行事。他听从我伯父的安排，使伯父从容统一管理大家庭的事宜。父亲更没有坏心眼，总是一心一意地把这个大家庭维护好。父亲有博爱之心，家族观念很重。他总说“一笔写不出两个夏字来”，他爱这个大家庭，爱大家庭中每个成员，他总是从心里和实际行动上，把侄儿、侄女视如己出。
1949年，父亲夏恩溥留影
我的家人
我的夫人赵琳是河北省南和县河郭镇人，出身贫寒。中专毕业后参加工作，在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微生物教研组做技术员。她虚心好学，总是克服种种困难，抽出时间参加在部队和北医举办的多个培训班学习，通过考试达到大专水平。工作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
1961年10月，我到北医报到。由于当时国家经济困难，学校里营养不良性浮肿病人较多，校医室人手不够，于是临时叫我在校医室帮忙。起初自己还不知道，后来有人告诉我：“传说校医室来了一位漂亮的大夫”，就是指我。当时我还很奇怪，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女生来看病。后来，学校按照我的意愿，把我分到基础部微生物教研组工作。在教研组认识了赵琳。她活泼、美丽、正直、朴实，勤奋好学，工作认真，积极向上，受到领导和大家好评。我们在一起工作，她总是积极地支持我的工作。
后来，接触比较多了，晚上我在办公室里看书，她会等我一起回集体宿舍，有时候聊聊天，慢慢就产生了感情。
渐渐地大家就都传开了，而且大家都很热心地为我们创造接触机会，我们的感情越来越好，于是我们去照了一张合影，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决定相守终生。
1962年，订婚留念
1982年，与夫人在北京留影
结婚的事情我们都是写信和家里人说的，家里人都同意。婚礼在教研组举行。同事和老师们都很热心，随了份子。婚礼很简单，大家吃点糖，就各自给学生上课去了。我们没有因为结婚而耽误一天学生的课。
我每个月挣46元5角钱，单身时还勉强。可是婚后就大不相同了。开始我们没有房子，各自住集体宿舍。后来教研组让我们住在实验室。下班后，实验台就是我们的床，实验室成了我们的新房。
1963年我们的孩子出生，学校才给我们一间小平房。平房位于北医南端，紧靠花园北路的北侧，原是废弃的药厂留下的一排小平房。我们分到最靠西端的一间。面积很小，放一个双人床就所剩无几了。买个炉子安放在窗前，烟筒是同事借给的。没有钱买桌子，捡了一个很大的包装箱，开口的一面朝前，挂一个布帘，里面放东西；上面是一个平台当桌子。没有凳子只好坐在床上。到旧货市场大概花了15元钱买了个旧的床头柜，那算是我们有抽屉的桌子了。抽屉里面可以放诸如户口本、粮票等物。那段岁月，至今回想起来，仍然具有新婚幸福与生活窘迫交织在一起复杂的心理感受。
给学生上课没有手表，只好带一个马蹄表。我总是跟父亲和我弟弟们说：“等我毕业了，我就能挣钱了，也让你们享享福，你们对我付出得太多了。”可是我毕业了却没有这个力量。说实话，我曾经天真地梦想：毕业以后能够挣钱回报我的家庭，能够承担起为人子、为人夫的责任。没成想，却是这么紧巴地过着日子。
结婚后，没能让夫人过上更好的日子，我的内心非常愧疚。但是，她却非常体贴我，什么苦她都能吃。生完了孩子，就干家务活。她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省下点钱来买点肉，专门给我包饺子，自己却舍不得吃。她自己和孩子什么都没有，孩子是吃她的奶长大的，想订牛奶都舍不得，非常节俭。夫人令我感动的事情很多。我们同甘共苦走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所以我觉得很愧疚，对家庭、对爱人都很愧疚。
1963年到部队后，生活有所改善。孩子有“医疗包干”，每个月花很少的钱，看病公费报销；住房不花钱，是营房；家具不用买，有营具；衣服不必做，有军装……所以负担很小。我的工资还提高了一级。在那时候我才有了我们家第一个“大件”——上海牌手表。从此，告别了上课时拿马蹄表的年代。20世纪70年代又有了一个女儿。生女儿的时候我们就到哈尔滨了。
现在我的儿女都已成家立业。儿女孝顺，家庭和睦。我们夫妻俩力所能及帮助他们教育孩子，乐在其中。
1995年，孩子们在华盛顿（左起：女儿、儿子、儿媳）
1993年，儿子获博士学位
我的家人
1998年，儿媳在美国毕业
1998年，儿子在美国雷鸟国际商学院毕业获MBA学位
在教育子女方面，对于孩子的情感问题我们做父母的不干涉，但是告诉他们心里要有一定的标准。做人方面，我延续了父亲教育我的思想，把夏家的精神传授给我的子女。我的儿女都非常优秀。
儿子1985年医科大学毕业之后，赴美国深造，获博士学位，博士后培训，留在美国工作。后再读MBA，现任职一家美国跨国企业副总裁，分管亚洲业务。媳妇是美籍华人，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女儿1993年大学毕业主修国际贸易，在一家中央国企工作。1995年至1998年赴美国深造，在美国一家跨国企业服务3年。女婿2000年从部队转业，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在一家中央国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