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护环境的过程中，挪威政府亦寻求法律效力：如制订《保护森林法》，规定伐树要申请，并补种；通过提高家用汽车进口税、减少无铅汽油使用税，来控制交通污染。
其次，群众的支持和监督必不可少。提及此点，我想分享一些在挪威的亲身见闻。
挪威的公园里有不少人遛狗，他们都随身带一个小塑料口袋，狗一拉屎，就赶快拣起狗粪便丢在垃圾桶里。不必惊奇，这在挪威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但在北京，我仅见过极个别人这样做。
在奥斯陆几乎听不到车子的鸣笛声，噪声很小。有一次，我们使馆的一位秘书在一个公寓区里等人时，按了一下喇叭，刹时楼上几乎家家都伸出头来观望，一位老太太还下楼告诫他：喇叭只能在遇险或可能出现意外时才能按。这位秘书深感羞愧，赶忙道歉。
外出旅行，在挪高速公路旁僻野的小公厕里，肥皂、手纸总是齐全，供人使用。每遇此情，我都深有感慨。记得一次，我们从外地驱车返回奥斯陆，到达郊区时，忽然前面车辆行进缓慢，及至近前，才发现一只小鹿正悠闲地穿越公路。挪威人保护生态环境及野生动物的意识是多么强啊！我们不禁由衷赞叹。
还有一回，我从报纸上看到，挪威北方一个市镇就是否要建造一座天然气发电站进行公民投票，结果因多数人担心污染环境被否决了。
挪威还重视全球环境问题的治理。20世纪70年代开始，来自西南方向欧洲国家的工业污染所导致的酸雨，对挪树木、鱼类的生长造成严重危害。特别是北方邻国核污染和核泄漏的直接威胁，一直困扰着挪威人的心。这一切，使挪威人意识到治理环境必须采取全球行动。1983年12月，布伦特兰夫人出任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委员会主席，负责处理世界环境问题。经过三年多的努力，这个委员会向联大递交了一份名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工作报告，提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一些根本性指导方针和原则。90年代初，布伦特兰夫人担任挪首相后，积极推动与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合作。
我任职期间，亲历了她对挪中环境领域合作的关心。1995年11月，布夫人访华时，在同我国领导人会谈中提出：“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现代化，环保问题应当早抓、抓紧。一些工业化国家对这一问题抓晚了，不仅环境遭到污染，而且整治花费的钱要更多，希望中国注意这个教训。”我国领导人听了布夫人的中肯的劝告，感动之余亦十分赞赏。我觉得布夫人的中肯意见，对我们今天实现高质量的增长，是非常有用的。
在布夫人的支持下，挪政府向中国提供了相当可观的用于环境项目的赠款和优惠贷款。挪威公司参与了北京、上海、河北、广东、福建、贵州、辽宁、广西、云南等不少省、市的污水处理、大气监测、古城保护等项目。挪威还派专家培训我国企业管理人员。倡导实行“清洁生产战略”，不仅减少了80%的COD（有机污染）排放，还节省了大量资金。
随着新世纪的来临，我欣喜地看到两国在环境领域的合作又有了新进展。2003、2004年达成的重要项目有：完善中国酸雨监测系统；建立南森—竺（可桢）国际中心，研究中国气候变化；促进中国再生能源，包括在内蒙古建立风力发电场；挪威向改造遵义工业老城项目捐助700万克朗，主要用于发展清洁生产等。
但是，挪威在治理环境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除了周边国家污染带来的影响外，首都汽车尾气严重超量。20世纪90年代中期，奥斯陆开始一项新的试验——建立汽车合作社。其具体做法是：合作社为参加汽车合作社的每百户市民配备五六十辆汽车，入社的人凭社员证到附近租车点（奥斯陆有5个）租车用。租车费用比乘坐出租车要便宜得多，开支比自备车少，而且方便，不用自己维修、保养。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减少城市汽车拥有量，减轻污染。据说，此举得到政府的支持和群众的欢迎。前驻华大使豪维克夫妇回国后，卖掉了家里的汽车，也加入了汽车合作社。
环境治理好，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
挪威还有一件麻烦事——宠物太多，首都家养宠物（狗或猫）10万只，平均5个人一只；另有1.3万只流浪猫。即便我们的大使官邸在奥斯陆富人区，也经常看到野猫乱窜，真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
社会建设注意民生、公正，有利于和谐、稳定
挪威较好地解决了公正分配问题，社会和谐，政局相对稳定。但不可否认，也存在平均主义、福利太多、效率不高等弊端。
挪威工党成立于1887年，其前身是工人联合会，参加过马克思领导的工人运动。该党加入过第三国际，但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宣布退出，并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却仍表示要致力于国内劳工阶级利益，实现充分就业、可持续发展、公正分配和加强社会福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党在挪威长期执政，坚定地执行其宣布的上述纲领。20世纪90年代中期，担任驻华大使的白山认为，工党在挪推行的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一定渊缘。据我了解和观察，不管工党是否执政、国内政策如何调整，在挪威，社会民主主义一直占主导地位，基本要点有3条，即：推行混合经济；公正分配；调节劳资关系。
（一） 推行混合经济
坚持国有化，国家掌握经济命脉，控制石油、电力、化工、银行、铁路、邮电、通讯等部门，同时扩大私有成分。
20世纪末，挪威17家国有大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成立国有股份有限公司。其中，石油等7家公司仍为国家全资，4家实行国家控股（超过51%），其余6家由国家参股（20%～30%）。股份制改革后，由于国家是最大股东，大企业仍在国家手中，但引进竞争机制，扩大资金来源，效益明显提高。从21世纪开始，私有化有所扩大，如国家全股的石油公司开始上市，吸收私人资本。目前，挪威国有公司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一半以上。这是挪威政府能对全国经济进行干预的物质基础。
（二）采取公正的分配制度和实行全面的社会保障，保证公民共同富裕
先讲公正的分配制度。具体来说，通过两次分配缩小人们的收入差距。根据1997年我从挪威有关主管部门了解到的材料，第一次分配，工薪高低差距大约为5～6倍。最高的年薪为40万～50万克朗，飞机驾驶员、大企业总裁年薪为50万克朗，当时约合7.8万美元；首相40万克朗，合6.2万美元；中等年薪20万～30万克朗，譬如外交部秘书长年薪35万克朗，属中上水平；低收入者年薪10万克朗。挪税务局长介绍，挪威人平均收入在20万～25万克朗的范围内浮动。
经过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即第二次分配（高收入税率40%～50%，中等收入15%～30%不等，低收入5万克朗以下不交税），实际收入差距减至3～4倍。1996年5月，我陪代表团前往挪威中部城市拉芬斯，参观当地黑德鲁公司的化肥厂。厂长向我们介绍说，化肥厂工人年平均工资25万克朗，扣掉税收，年纯收入18万克朗，每月1.5万克朗，而个人生活费一般为8000克朗。
由上可见，经过两次分配，挪威人的收入差距不大，中等收入占多数。
再谈谈挪威的全面社会保障。这一又名为“从摇篮到坟墓”的制度，顾名思义，即人从出生到上学、医疗、失业、退休直到殡葬，都有补贴，国家用钱包了下来。孩子一出生，便补助一万多克朗，母亲享有带薪假33周（8个多月），父亲也有1个月的全薪假；从婴儿到16岁成年，国家每月提供抚养费1千克朗；从小学到大学学费全免；看病除挂号费外，全都报销，包括住院食宿；失业救济金为原收入的62%；退休养老金数额不一，大体是原工资的1/2到2/3；殡葬费一人4000克朗，也由国家埋单。高福利意味着高额费用，国家每年支出416亿美元用于各项补贴，人均9290美元，占整个产值的30%，占财政支出的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