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人们铭记这场抗德战争，挪威政府注意保留有关纪念地和象征物：开战时遭德军军舰偷袭的奥斯卡堡老炮台旁，屹立着当年命令开炮的挪城堡司令的铜雕塑像，我们曾到那里瞻仰；在中部最大的海港特隆赫姆市的码头上，一座高大的海员全身铜塑像耸立岸边，纪念“二战”中捐躯的几千勇士。尽管挪苏关系战后一直不好，但奥斯陆附近苏联红军墓前，美丽的鲜花醒目、庄重，寄托着人们对烈士们的缅怀之情；最为突出的是首都市政大厅四壁墙上的大幅油画，内容都是揭露纳粹德国侵略挪威的场景，每天都有不少人前来参观。挪威人用这样的方式，让子孙后代和世界上善良的人们时刻铭记这段悲壮的历史，珍爱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
在战争面前，任何国家都无法规避民族叛徒的出现。不过，挪威的这个败类尤为臭名昭著，他就是吉斯林。这个人极度推崇希特勒，“二战”前就支持建立欧洲“新秩序”，并在挪威鼓吹纳粹主义和排犹思想。1940年4月9日，德国入侵当天，他迅速出面组织傀儡政府——“民族政府”。在纳粹占领期间，他肆意镇压挪威抗德人士，是将千余名犹太人关押入集中营、致其惨死的罪魁祸首。1945年10月，吉斯林作为挪的主要战犯被处死。现在，“吉斯林”一词在欧洲已成为民族叛徒的通称。
文化名人
挪威有一些世界闻名的人物，既有文化名人，也有探险家和政治家。细细地审视这些人，某种程度上也可窥见挪威历史、传统、特点的一隅。
挪威有三位世界级文化大师：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作曲家爱德华·格里格和画家爱德华·蒙克。我曾专程前往他们的家乡参观相关博物馆，渴望走近这些名家。
（一）戏剧大师易卜生
中国人对易卜生十分熟悉，我年轻时也看过他的一些作品，印象很深。易卜生对中国新文化运动影响很大，鲁迅、陈独秀、胡适等主将，都大力推荐过他的作品。其中典型的人物，如《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
我在任期间，挪威国家剧院为配合首相布伦特兰夫人访华，在北京上演了《群鬼》。我国中央实验话剧院在挪威参加了易卜生国际话剧节，演出《人民公敌》。1994年，我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挪有关部门帮助下，出版了《易卜生文集》八卷本，以及《易卜生研究论文集》。前驻华大使白山送给我一套，我拜读了其中一些文章。1996年8月，我来到易卜生的故乡，亲自领略他的成长环境，因而对易卜生及其作品有了进一步了解和认识。
认真分析易卜生的性格与作品，我归纳出两个特点。尽管只是一己之见，但还是期望与大家分享。
一是反抗性。他生于1828年3月，殁于1906年5月，成长在19世纪中后期。当时，挪威上下正进行反对瑞典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同时挪威处于封建社会后期和资本主义初期，反封建斗争也默默兴起。作为自由民的挪威农民，成为了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在这些斗争中占有主导地位。而易卜生这位“自由民之子”，其作品反映了挪威小资产阶级的“革新精神和独立性格”，具有反封建残余、反资产阶级贪婪庸俗的双重意义。娜拉在《玩偶之家》中敢于迈出夫权至上的门坎，感动了世界千千万万寻求社会公正和妇女解放的人们；斯多克芒医生在《人民公敌》中喊出“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孤立的人”，激励了数量不多的先进分子起来反对强大的统治力量和传统势力。这种反抗性反映弱者呼声，揭示社会不平，在当时的中国产生共鸣，对于20世纪初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是他善于解剖人生。易卜生认为写《玩偶之家》不是为了推动女权运动，而是为了“描写人”，揭露海尔茂这样口是心非的伪君子，使人们认识自己；他在《培尔·金特》中鞭挞主人公的利己主义和见风使舵，揭露潜在于人灵魂深处的自高自大和邪恶念头。他认为这些既是挪威人的缺点，更是自己的缺点。我们的文学评论家指出：剧作家130年前这种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令观众看后震惊并思索，得到教益和启示。这位评论家还联系中国现实，语重心长地说：如何在人生十字路口抵挡向你招手的种种私欲的诱惑，真正做到无愧无悔，即使对于今天正在进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中国人，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易卜生的反抗性同他的经历，包括青少年时代的遭遇颇有关系。1996年8月，我们参加斯塔万格国际石油大会，在返回首都的路上，顺道访问了易卜生故乡希恩市。这是个南部小城市，坐落在沿海地区少有的小平原地带。田野一片葱绿，偶有几点红色的小农舍散落其间，风景同奥斯陆山城相比，别具特色。这里人口才四万多，主要工业有木材加工、电子机械等。市内没有高大的楼房，多是两三层风格各异的小楼。楼前铺有绿地，鲜花盛开，整个城市洁净秀丽。
粗览市容后，我们便到市郊参观易卜生故居。他的故居很简约，是一排很普通的木屋。边听介绍，边看实物展示，我才知道，该房屋不是他的出生地。
1828年，易卜生出生在希恩市，当时他的父亲是个富裕的木材商人。1836年，他的父亲因经商失败而宣布破产，全家被迫迁到这套他过去作为夏季别墅的小木屋。此后8年间，他们的社会地位急剧下降，日常生活水平急转直下。家庭环境的变化、人情势利的社会风习，都在幼小的易卜生的心灵上留下很深的烙印。1857年他创作了《野鸭》剧本，正是描写全家人住在这里所过的清贫生活。
1843年，15岁的易卜生告别父母弟妹，独自到一家小城的药店当学徒。六七年间，他认识了“体面的市侩们”的庸俗、狭隘和自私，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的尖锐矛盾。在那里，白天各种杂活缠身，晚上自学文化，他特别喜爱莎士比亚、歌德和拜伦的作品。
1850年起，他在首都克里斯蒂安尼（奥斯陆）从事报刊编辑和文学创作工作，抨击时弊，表达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争取民主、反对暴政的自由思想，但多次遭到资产阶级政客和自由主义分子的攻击。
1864年后，易卜生长期侨居国外，1891年回国定居。他的晚年很不幸，长期重病在身。1906年5月病逝后，挪威为他举行了国葬。
尽管他在文学方面取得如此高的名望，但却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据说原因是瑞典皇家委员会认为他的作品太悲观。易卜生一生坎坷不平，屡遭冷落围攻，这是造成他的作品崇尚个性，有时偏激的一个因素。事实上，部分挪威人认为他的作品丑化了挪威的形象。
文化名人
易卜生已成为中挪文化交流的纽带。我们参观他的故居时,在一间被辟为易的生平小展室中，意外发现有一部分专门介绍易卜生在中国的影响。里面展示了1956年，中挪戏剧界人士在北京合作演出《玩偶之家》的许多剧照，包括当时扮演娜拉的中国话剧名演员冀淑平的照片。它们将永久陈列在简朴的易卜生纪念室里，作为中国人，我们感到非常亲切。
就在1996年9月，北京实验话剧院院长赵友亮率领剧组来挪演出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受到挪观众的热烈欢迎，冀淑平本人也应邀同行。在使馆为我国话剧院来挪演出举行的招待会上，我还结识了易卜生的曾孙，他在1978年至1982年间曾出任过驻华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