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斯塔女士的丈夫告诉我们，挪威政府给农民补助不少，主要从收购价格中体现。例如1公斤粮食成本为1.2克朗，国家收购价为2.5克朗，一年农业净收入为15万克朗，等于一个中等工薪阶层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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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参观赖伊·贝格的农场时，他也谈到国家通过提高粮食收购价补助农民，如小麦每公斤成本0.7克朗，收购价为2克朗。他还指出，二战后政府十分重视农业发展，为了鼓励农民开荒，不仅基础设施（交通、水、电等）全部由国家承担，而且开发费用的80%也由政府负担。因此这一带许多小山丘被推平，增加了大量农田。
说到这里，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加入欧洲联盟的公民投票中，农民会投反对票了。他们担心入盟后，实行欧盟标准，会减少甚至取消农业补贴。
（六）挪威人看中国
我们在挪威生活多年，感到有些挪威人比较闭塞，自我感觉良好，容易用自己的条件和标准观察、衡量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有时，甚至部分有相当地位的人，尽管是出于善意向我们提出一些要求或问题，却着实令人尴尬。
一次，在我的家宴上，一位高官的夫人，亦是一所挪威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曾经问道：中国环境污染严重，你们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煤？为什么不用水能？挪威96%的能源来自水力发电，然而中国国情不同，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
另一次，一位外交部的专员说自己在访华时看到中国盖了许多高层住宅楼，提出为什么不能像挪威那样多修一些双层别墅，既舒适，又美观？我们觉得很无奈，只好解释中国有12亿人口，要是住房都修成小别墅，哪里还会有耕种的土地呀！他听了不禁咋舌。
也有一些挪威朋友，非常熟悉中国的情况，对我国的态度比较公正、客观，在两国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沟通作用。
1996年，前挪威驻香港商会主席哈拉腊克来我馆作客。他在亚洲工作30年，其中，在香港逗留时间长达20年，对中国十分了解。我们多次促膝交谈，他的看法颇有深度，认为新中国和解放前无法比拟，现在中国人享受着五千年来从未有过的美好生活，如果肚子饿，任何其他人权全是空的。他说，有12亿人口的国家，起点又那么落后，演变需要时间。有些挪威人坐井观天，在山谷里想像应如何管理中国，他们出自好心，但提出的方案往往不适合中国国情。
因为此前不久达赖访问挪威，我们提出交涉，两国关系一时比较紧张，所以在这次会晤中他还表示：由于双方存在误解，两国间不时会产生一些矛盾，希望中方能耐心地做挪方工作。一席话，亦折射出经济界对挪中关系出现恶化的担心。尽管中国反对任何国家在西藏问题上干涉其内政，但我们对发展中挪关系始终采取积极态度。我赶忙表达了这一坚定立场，他舒了一口气，稍稍安心了。
挪威神学院教授斯托塞特，也是一位较了解中国的朋友。他出生在挪威北角的一个教师家庭，家境贫寒，父亲举债供5个孩子上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北角的家被炸毁，全家颠沛流离，移居到南部城市斯塔万格，后来父亲成为当地的工党领导人。因此，他从小就产生一种怜悯穷人和同情弱者的心理。现在，他一直主张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平等对话，不赞成对中国指手画脚。
斯是挪威和国际信义宗教会的负责人，经常参与对缅甸、斯里兰卡及一些拉美国家内部冲突的国际调解工作。1989年，我国发生“六四风波”，年底挪威授予达赖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他曾应中国宗教局和基督教协会邀请，以国际宗教界领袖的身份，于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先后3次访华，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促进与中国的宗教交流。
通过与中国的多次直接交往，他感到中国正走在正确道路上，中国的制度适合本国的国情。他认为，观察一个国家，主要看其方向是否正确，而不是某些具体事件。中国发生动乱，会对世界造成灾难；反之中国发展了，也将给全球带来福音。因为长期做发展中国家的工作，了解哪里贫穷、落后以及存在部族、宗教等众多复杂矛盾。他主张让基督教的同情弱者，以及民主、平等观念在世俗社会里发挥作用。
（七）中国艺术品在挪威
挪威西部的卑尔根市有一个应用艺术博物馆，里面收藏着大量的中国艺术品，共计2500件之多，包括780幅绘画，100件雕刻和1250件实用艺术品。
该馆珍品当属11根圆明园的大理石柱的残墩，据了解是卑尔根市的冒险家兼军人诺尔曼·蒙特捐赠的。此人于19世纪90年代抵达中国，1900年参与镇压义和团运动。1912年受到袁世凯赏识，被提拔为将军，在北洋军阀政府中担任过高级顾问。他在中国生活了近半个世纪，1935年病逝于北京。这些艺术品，是他几十年通过各种方式收集来的。
国内和使馆曾多次向卑尔根市博物馆提出以适当方式收回残墩，至今没有结果。不过，这些艺术品，尤其是放置在博物馆入口处的11根圆明园残墩，可以作为无声的证物告诉世人：近代中国多灾多难，备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凌。我在挪威时，曾多次只身一人或陪同代表团参观这个博物馆，离任前还专程去了次。
（八）最大的鲸标本
挪威是个航海国家，捕鱼业发达。在古代，南非是挪威的一个捕鲸基地。挪威先民从南方港口顿斯堡市出发，专程前往南非海面捕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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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4月，在去南方访问尤牧师家的途中，牧师曾带领我们参观了沿途桑德菲尤尔市的一个鲸博物馆，听说这是全世界保存鲸标本最全、最大的三个馆之一。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世界上最大的鲸——大兰鲸的标本。这种鲸长三十余米，重120吨，等于36头大象；每节骨骼重2500公斤。没有牙齿，口里长着门帘一般的须。现在，这种鲸已被禁止捕杀。
（九）生活在挪威的华人
中国在挪威的华人、华侨不多。1994年年底达两千五百多人，其中老华侨150到160人，过去大多在挪威的船上当水手。根据挪威法律，他们在海上工作7年后陆续上岸，开始在餐馆做跑堂、干杂活，不少人勤劳创业，慢慢尝试起自己开店。有些人发了家，成了多爿中餐馆的老板，还买了房产，生活相当富裕。
他们因生活习惯不同，加上文化水平较低，不易融入挪威社会。不过，这些华人很爱国，还集体捐款创办中文学校，让子弟学习中文。老一代华人中个别相对年轻的侨民，进入了挪威地方行政机构，倡办一些推动挪中文化、体育的活动。
第二代华人情况不同，参与当地经济生活毫无阻滞，社会地位也相应得到提高。上面提到的卑尔根的许氏兄弟，他们在挪威上学，系统学习过经济管理，不仅继承了父母的饭店，还从事多种工商业，与地方当局联系较多，事业发展迅速。他们都很关心国内发展，曾捐款资助希望小学。
此外，20世纪90年代在挪威留学，后来留在挪威参加工作的新一代华人也在增加，有些已经在挪威派驻中国公司中任职。
巴以和平进程的由来与发展
1954年12月，我从外交部情报司调到欧非（西欧、非洲）司工作，参与准备翌年4月举行的亚非（万隆）会议。从那时起，我开始接触中东非洲事务，尤其对埃及民族英雄纳赛尔印象深刻。直到1993年12月，我从驻埃及大使岗位上调往北欧工作，断断续续与中东打了三十多年的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