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1月14日，童心礼在哭墙前（许多犹太人正在那里祷告或写下表达个人愿望的字条）
圣殿山上现有两座伊斯兰教的历史性建筑。中央矗立着一座金顶清真寺，是哈里法阿卜杜拉·马立克于公元691年赐建的，其基座立在一块长17米、宽13米、厚1.20米的巨石上，因而得名“巨石（萨赫拉）清真寺”。相传先知穆罕默德夜行耶路撒冷，就是踩着这块巨石登上“九重天”的。先知由此登霄，它也因此成为“圣石”。我们参观时目睹许多穆斯林面对着巨石膜拜，格外崇敬这座清真寺。向南300多米，坐落着赫赫有名的阿克萨清真寺，这是倭马亚王朝哈里法阿卜杜拉·马尔胜于公元705—709年重建的。传说穆罕默德在天使陪同下乘坐天马从麦加来到耶路撒冷，天马就降落在这个地方。因此在穆斯林心目中，阿克萨清真寺是神圣的，它继麦加禁寺和麦地那先知清真寺之后被列为世界第三清真寺。这座清真寺的西墙与哭墙相连。1967年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东耶路撒冷，这两座清真寺原在的圣殿山从行政规划上属于以色列，两大宗教间不少纠纷由此埋下伏笔。
基督教徒也把耶路撒冷视为圣地。据《圣经·新约全书》记载，基督教创始人耶稣于公元前6年诞生于耶路撒冷以南的伯利恒市，我们曾到耶稣诞生地——一座普通平房的马厩参观。耶稣本人曾多次到耶路撒冷传教布道，公元36年被当地罗马统治者以“叛徒罪”判处死刑，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在林真大使陪同下沿着当年耶稣背着沉重十字架走过的小道，前往他殉难的教堂瞻仰。在沿街的几个拐弯处，当年耶稣停留歇息时在墙上留下的“带血”的手印仍依稀可见。我们看到来自不同国家的基督教徒排起长队前来参拜，沉默的队伍使得幽长弯曲的小街为之堵塞。
在归途中，我们驱车从耶路撒冷向西南行驶。大约两个小时后，东侧一片向南伸展的白茫茫的水面映入眼帘，这就是神秘的死海，它的东岸与约旦高原相邻。死海狭长，南北长804公里，东西最宽处达17.7公里，面积1049平方公里，最深处低于海平面400米。我们临近一看，呈暗绿色的海水平静如镜，有不少游客在泡水。这里冬季温暖，平均气温14～17摄氏度。死海海水含盐量近30%，是世界上最咸的海，浮力极大。我和夫人穿着泳衣下水，果然凉爽宜人且沉不下去。我们平躺在海面阅读，悠哉游哉。司机同志将这一奇观拍摄下来，珍贵的影像一直被我们收藏在相册里。
1993年11月，朱应鹿在死海上漂浮阅读
以色列之旅
戈兰高地在以色列东北角，面积1800平方公里，南北长71公里，东西最宽43公里，海拔300～1200米，横卧在提供以色列40%用水的加利利湖东岸。其主峰2814米的赫尔蒙山，离叙首都大马士革仅60公里。这里本是叙利亚的领土，1967年在中东战争中被以色列占领，至今没有归还。
1993年11月和2001年1月，我两次参观高地，其地势险要，战略地位不容小觑。由此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在叙以建立信任前，戈兰高地的回归问题恐难解决。第一次参观时，我驻以使馆人员同行，在以色列行政官员陪同下，我看到以色列定居者在高地上开垦土地，据说人数达17000之多，可见作了长期占领的准备。第二次我随外交学会代表团前去访问，以色列的一位军队指挥官领我们走到赫尔蒙山顶，指着山峰西侧朝以色列方向的一马平川说：如果叙方占领这块高地，以方将无险可守，叙军可以向南进攻，直捣耶路撒冷。但是这位军人没有说，天气晴朗时，从赫尔蒙山巅往东北眺望，可以看到叙的首都大马士革。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去叙利亚访问时，叙官员陪同我到戈兰高地叙方一侧，指着前方高地上戒备森严的以军哨所，不无忧虑地说：我们的国土，包括大马士革都处在他们的军事威胁下。当时我看到，沿着戈兰高地的以方一侧都围着两人高的铁丝网，里面杂草丛生。叙以曾就戈兰高地举行过多次谈判，但一直未能达成协议。据了解，以方坚持不能全部撤出戈兰高地，要求建立缓冲地带，声言加利利湖东侧10米以内的土地绝对不能归还叙利亚等等。
判若两人
埃及的古老文明，阿尔及利亚八年抗战的英勇事迹，突尼斯开放、温和的发展战略，黑非洲的富饶粗犷，都给我留下难忘的深刻印象。我在这里仅记述两件事情：亲历突尼斯首任总统布尔吉巴遭废黜；第一次踏上黑非洲土地，看到独立初期的几内亚和总统杜尔。此外，关于黑非洲原始的自然风貌与野性的生命气息，以及首次去北非体验经济外交和那里的风土人情，我也将在文中略提一二。
1987年秋，我作为驻突尼斯大使，亲历了执政达31年之久的布尔吉巴总统被“和平”地推下台的前前后后。如今，这位大半生叱咤风云，晚年却陷于困顿的老英雄已经作古。往事已过25载，却仍历历在目，恍如昨日。我与突尼斯有缘，多次访问这个国家，并在那里任职4年。对它的历史和现状有较多了解。因此，这次政权的更迭，也引起我不少回忆与思考。
我是于1987年9月16日向布尔吉巴总统递交国书的。当时没有想到，我竟有幸成为他接见的最后一位使节。我清楚地记得，当步入迦太基宫接见大厅时，布尔吉巴总统拄着拐杖，从里屋颤颤巍巍地走出来。站定后，我向他致颂词，而他的答词是由外长马布鲁克代念的。接着，他按惯例坐下来同我交谈。开始，他的思维还清晰，讲了不少友好的话，特别赞扬了中国援建的麦崩水渠蜿蜒两百多公里，把突尼斯西部高山上的水引到东部沿海平原，不仅解决了许多突尼斯人的饮水问题，而且使他们吃到了新鲜的水果蔬菜。然而20分钟后，他神志逐渐紊乱，语言含混，我不得不提前告辞。幸运的是，我留下了这次与非洲民族运动的先驱者——政界宿老布尔吉巴会见的照片。
1987年9月16日，朱应鹿大使（左一）向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右二）递交国书时留影
25年前，即1963年12月，我随同周总理访问非洲10国时，曾见过布尔吉巴总统。两次相比，判若两人。当时，他正当盛年，作为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代领导人，踌躇满志，机智善辩，雄心勃勃。而这次见到的这位总统已是耄耋之年，又病魔缠身，一天仅一两个小时头脑清醒，实际上已无法视事，大权旁落。此时，突尼斯政府朝令夕改，人事变动频繁，政局酝酿着某种动乱。各种迹象显示，争夺布尔吉巴之后权力的内部斗争日趋激烈，朝野都在议论突尼斯将何去何从。我在到任礼节性拜会中，一些突尼斯朋友对我说，他们担心有野心的人篡权，国家出现动乱和分裂，使团里有人则预测突尼斯将发生军事政变，造成流血冲突。我预感到突尼斯处在风雨飘摇的境地，可能要出事，老布尔吉巴统治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顺应民心
果然，在我递交国书50天之后，11月7日凌晨，以本·阿里总理为首的少壮派不放一枪，发动了不流血政变，接管了政权。一位住在总统府旁边的欧洲国家大使从楼上目击了当时的情形。他是我的好友，立刻通过电话向我作了如下描述：“在昏暗的晨光中，只见一架直升机停在迦太基宫院子里，一位老人在一些军人和医务人员簇拥下，缓缓走向飞机，其间，老人多次停下来，回首怅望那座他工作、生活了数十载的乳白色的古朴的殿堂，似乎不愿从此结束他漫长的政治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