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团从香港转机经开罗去北非。我们一行7人，10月下旬从广州坐火车出发，在深圳罗湖下车，走过一座10米长的铁路桥，进入香港地界。大家一律头戴铜盆帽，身披宽绰的夹大衣，非常醒目，一看就是大陆来的。桥这边飘扬着五星红旗，那头则高挂着英国米字旗。一位精干的中年人，他是新华社驻香港办事处工作人员，前来迎接我们，并帮助办理换乘去九龙火车的手续。当晚，我们就下榻于香港后山的新华社办事处公寓里。就在代表团离港第三天，发生了国民党雇佣暴徒袭击我新华社驻港办事处的严重事件。我们在埃及得悉这一消息时，真有些后怕。代表团抵达开罗后，受到刚履新的、我国首任驻埃及大使陈家康的接见。没有想到，只过几天，即10月31日，又爆发英、法、以色列三国进攻埃及的苏伊士战争。要是稍有耽搁，我们将被迫滞留开罗，无法如期访非。短短数日间，连续发生这样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使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感到世界真不太平，外事工作有时多么艰险！
我们代表团的工作还算顺利。在突尼斯参加地区的经济博览会，介绍国内的发展与变化，受到当地各界人士和周围国家来宾的广泛欢迎。在摩洛哥与经济界探讨我国出口茶叶和轻工业品，换取从摩进口磷酸盐的可能性，取得了可喜成果。出人意料的是，在摩洛哥大茶叶进口商的推动下，代表团破格受到了国王穆罕默德五世的接见。这位国王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威信，他因为要求摩洛哥独立，曾被法国废黜，并流放国外多年。这次接见在拉巴特王宫的一个侧厅里举行。厅不大，三十来平方米，呈长方形，四壁镶嵌彩色马赛克，显得肃穆幽雅。我们进入厅堂时，只见国王在里端的沙发座椅前站着，身披白色阿拉伯长袍，面露微笑，我们一一上前与他握手，然后依次在他前方两排木椅上就座。谈话亲切、友好。临别时，我们遵王宫礼宾官之嘱，面向国王缓步退出会见厅，以示敬意。我记得，国王在谈话中乐观地表示，相信两国关系能够进一步发展。果然，随着双方来往，尤其是经贸联系的增加，两年后，即1958年11月，中摩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样，摩洛哥在非洲就成为继埃及之后，我们的第二个邦交国。经过这次实践，我开始认识到经济外交在整个对外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了。
1956年11月，在摩洛哥大茶叶进口商府邸
（左一是朱应鹿，右三是中国茶叶公司副总经理于黎光，右一是上海外贸局长齐伟礼）
第一次踏上黑非洲土地
自1885年起，几内亚沦为法国殖民地。法国采取直接统治，掠夺资源，不在几内亚搞建设。这一殖民政策直接导致了几内亚独立后贫穷落后的社会面貌。1958年9月，几内亚挣脱殖民统治枷锁，成为取得独立的第一个黑非洲国家，也是撒哈拉以南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1959年12月，我们一行7人随同赵源代办前往科纳克里建馆，这也是我第一次去驻外使馆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我们购买了几幢法国公司老板留下的别墅作为使馆用房，地处海边荒野，常有蛇虫出没。一日傍晚，一位使馆同志看到楼旁的草地中静卧着一个黑色圆盘，以为是汽车轮胎。伸手碰触，黑色物体竟然动了起来，原来是条大蟒蛇，那位同志吓得失声尖叫。蟒蛇受到惊动，快速向海边游动。另一位同志听到叫喊声，连忙抓起铁锨追上前将其打死。第二天，当地花工将蛇剖开，带走蛇肉，蛇皮则悬挂在使馆旁边的树上晒干。后来，我们经常向从几内亚过路的客人展示。还有一次发生在半夜时分，床底下藏着一条变色龙，一尺多长，背部呈绿色，把住在平板房里的三秘吓得一身冷汗。几个年轻调皮的同志把这个大家伙抓住，放在玻璃瓶中焚烧，它随着火焰的跳跃渐渐变成了红色。
几内亚矿产资源丰富，有“地质奇迹”之称。它的铝矾土储量占世界的2/3；铁矿石储量100亿吨，品位高达70%。自然条件也很优越。雨量丰沛，当地居民在雨季前播下种子，季后即可收获稻米。到处是香蕉树，方便饥饿的行人取食果腹。在几内亚，棕榈树也比比皆是。据中国专家介绍，一个人吃两粒棕榈果就够一天能量的消耗。我们经常看到几内亚人的米饭里拌和着红色的棕榈油。
然而，经过长期殖民统治和掠夺，我们看到的几内亚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当时，几内亚的公路多为红土飞扬的土路；首都科纳克里仅总统府前建有一条大街。像样的建筑就是市中心的总督府（后为总统府）和海边的法兰西旅馆；由于当时法国封锁，两家法国的大百货商店——“老佛爷”和“春天”的柜架上空空如也，靠一些黎巴嫩个体商贩维持日常市面运转。首都与内陆的交通联系，主要靠一些土路和一条窄轨铁路，此外还有两条运输矿石的窄轨铁路。
当时百姓的政治热情十分高涨，随处可见人们自发地在街上载歌载舞，表达获得独立、自由的欢欣。在科纳克里，晚饭后我们到街上散步，经常可以看到男女老少聚集在路旁，敲打着非洲典型的长鼓，高兴地唱歌、跳舞，节奏快速、动作激烈。他们看到我们时，都热情友好地打招呼。杜尔总统经常举行群众大会，进行爱国主义鼓动与宣传。每当他站在敞篷车上，挥舞着白手巾出现在公众场合时，人群中都会爆发出激情四射、此起彼伏的一波波欢呼声。由于他与其他民主党政治局委员大多是搞工会运动起家的，他们经常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
几内亚独立初期，世界上承认它的国家廖廖无几，派常驻机构的就更少了。我们国家不仅在政治上支持几内亚捍卫独立，而且帮助它恢复和发展经济。我清楚地记得中国的专家爬上电线杆，手把手教几内亚工人架电线。此外，我国还援建当地人日常需要的火柴厂；帮他们修建大体育场；提供市场急需的日用品等。所以，几内亚从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从此开始了解中国，并逐渐产生好感，友好地与我们相处。当然，作为驻外和援外人员，我们对他们也非常尊重，平等相待。杜尔总统曾邀请我国大使同乘直升机，陪同他去内地视察；我们也多次邀请对方领导人来使馆参加各种活动，例如观看容国团率领的乒乓球队的表演。
1960年初，上海杂技团访问几内亚，受到热烈欢迎。杂技团一到首都，该团的艺术指导马上向当地乐师采风，谱下了一首几内亚流行的乐曲。第二天，杂技团举行首场演出，杜尔总统夫妇出席，柯华大使作陪。当我们的乐队演奏这首经过加工的乐曲时，全场为之轰动。以后杂技团到各地演出，群众一听到这个熟悉的旋律，都雀跃欢呼。
1959年10月4日，几内亚与中国建交，它是第一个与我国建交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
1960年4月11日，中国杂技团在科纳克里举行首场演出，杜尔总统在柯华大使（前排左）陪同下出席观看（后排右为译员童心礼）
我当时是一个普通的翻译，有几件事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一是与杜尔总统在同一节火车铁皮车厢里过了一夜；另一件是在科纳克里郊区见证了老八路式“损坏东西要赔偿”的好传统。我将在后文中一一讲述。
与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在同一铁皮车厢里过夜
1960年秋，几内亚执政党民主党在中南部内陆城市基西杜古开代表大会，邀请驻几使节列席会议，会后几方安排柯华大使和其他外国使节乘飞机回首都科纳克里，让我随同几领导人坐火车返科。当时基市无公路通首都，必须先搭乘法国人留下来的窄轨火车到中部城市马木，然后从那里换乘汽车返科。我们是在傍晚时分离开基市的，要在火车上过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