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踏上黑非洲土地
一到火车站，我凿凿实实地呆愣住了。几内亚领导人坐的火车条件之简陋，是人们想像不到的。机车后面拉的是一节装货的黑色闷罐铁皮车厢：车厢长约二十来米，没有窗户，为通风仅开启几个气孔；车厢里面空荡荡，也不安置座椅，一张双层床和一张单人床孤零零地置身其中，无言地对着面前的两张桌子。这样的火车，算不算是一绝？
火车开动后，民主党总书记杜尔总统，与其他七八位政治局委员兼重要部长，就坐在床沿上聊天、说笑；我和一位几内亚工作人员站到中间车门侧旁，从隔缝里观赏沿途景色，偶尔也交谈几句。
夜色渐浓，杜尔总统就爬到上铺歇息，其他政治局委员各自靠在床架或趴在桌上打瞌睡。我看大家都休息了，就在门边席地倚壁而坐，闭目养神，因为白天太累，很快进入梦乡。半夜里意识朦胧，似乎有人在轻轻叫我，费了好大力气睁开眼皮，视网膜中的影像逐渐清晰起来。原来是杜尔总统，我一下子清醒了，马上站起来。他见我如此紧张，赶忙示意我并无大事儿，只是让我上他的床睡一会儿。虽然心领杜尔总统的好意，但这毕竟不妥，我再三推让，可最终也没拗过他的坚持。在他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劝说下，我只得硬着头皮爬到上铺，躺在床上，但始终没有合眼，听着下面轻轻的说话声。过了约半个小时，我赶快下了床，谢过总统，让其他领导人去小憩。
这件事过去半个世纪了，但杜尔总统深夜唤醒我的亲切形象如在眼前。听说20世纪70年代末，杜尔总统执政后期，在个人集权制度、复杂的政治斗争和部族纠纷中，多位与他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同甘共苦的民主党政治局委员被处死或罢官，他也成为孤家寡人，最后病逝于美国医院。联想起20世纪50年代末几内亚独立初期，我见到的杜尔总统与其他政治委员之间亲密无间，以及他当时到处受到群众欢迎的场面，我不禁嘘唏不已！
“老八路”式外交 正在非洲发扬光大
我在几内亚还经历过一次难忘的“老八路”式外交。1959年12月，我陪同使馆办公室主任、一等秘书卫永清外出办事。那时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还很荒凉，郊区完全是农村模样。我们的汽车经过一条小街，忽然从一家院子窜出一只鸡，汽车猝不及防，停刹不住，把鸡轧死了。卫秘书是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马上下车，拣起死鸡，找人认领；我跟在后面，帮他吆喝，但无人回应。当时几内亚独立才一年，过去老百姓长期受西方殖民者欺压，忽然看到几个外国人开了一辆新车进入场院，有些害怕，可能躲藏了起来。最后卫秘书决定把死鸡放在院门旁边，于其侧用砖头压了一张当地纸币，并附条说明，中国使馆人员不慎扎死鸡一只，特照价赔偿。
卫秘书是我们派往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第一批外交官，后来出任过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和驻外大使。尽管这件事不知下文如何，但我想中国人平等、诚实、友好的形象，会长久留在饱受欺凌的几内亚人心中。接着几十年间，我三次在非洲国家任职，两次随国家领导人访问非洲。我看到，今天中非之间已建立起团结、友好、互信、互利的合作关系，当年中国驻几外交人员的良好形象也远为发扬光大。为此，五十多年来中国几代驻非洲的外交、援外和涉外人员不懈努力、无私奉献，我们应铭记于心。
从常驻国外使馆来说，我的外交生涯是从非洲几内亚开始的。20世纪60年代初，那里的物质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例如：二十来人的使馆，除两人外，都得过非洲疟疾；傍晚开全体会时，穿裙子的女同志都不得不把小腿浸泡在水桶里，避免成群蚊子的袭击；四十多度的高温下，很多宿舍都没有配备空调，一位三秘和一位司机曾长时间共住在一间闷热的小板房里。尽管如此，很少有人计较，大家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工作中，感到很有意义，真有点为“世界上三分之二人类解放”做出牺牲的劲头。大家还时时为几内亚人的朴实、诚恳、友情所感动，心情是很舒畅的。
北非风情
我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工作时间比较长。两地的风情各有特色，仅就难忘的回忆，以及与阿尔及利亚人的战斗情谊，勾勒几笔，作为纪念。
阿尔及利亚留念
阿尔及利亚是个多山的国家。境内的阿特拉斯山脉沿着地中海，自东向西倾斜，绵延千余公里。山脉以北为断续窄长的沿海平原。我们坐汽车出行，景色时常一日数变：从温和的平原，进入幽深的峡谷，再登上峻峭的山巅，遥望北边蔚蓝的大海。首都阿尔及尔地处中部，是一座美丽的山城。
1976年8月，与夫人童心礼在阿尔及尔大公园
中国驻阿尔及利亚使馆作为阿尔及尔一景，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中国大使馆的主体是原宗主国法国总督的别墅，坐落在城南依山傍海的一片坡地上，离阿总统府不远。使馆的房舍错落有致地分布在三层不同高度的台地上。最底层的台地面积宽广，主楼居中，是一幢坐北朝南、带地下室的两层白色楼房。原为法国总督的住宅，现在我们大使的卧室、书房、使馆会客室和宴会厅都设在里面。楼前是由优质大理石铺设、有矮墙环绕的宽大平台，下面伸展着一个呈椭圆形的大花园。在翠绿的草地上，各种花卉四季盛放，姹紫嫣红。冬青树围绕花园四周，南端尽头是通往大街的两扇绿色铁门，东西两侧有柏油路与主楼相连，楼后院设有网球场和游泳池。第二层台地比较平坦，我们在上面建造了一栋两层楼宇，下面是礼堂和餐厅，上层作为办公室和宿舍。楼后也有一个别致的小花园，除橘子树外，还有两棵高大的枇杷树以及一些柠檬和西柚树。第三层台地窄小，方圆仅200～300平方米，上面前后矗立着两座阿拉伯式的白色小楼，有石梯相通，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晴天北望，可见粼粼海波。据说“二战”时这里是北非盟军最高指挥所，现在作为我们经济、商务两个处办公和住宿之用。小楼后院有个侧门，向上穿过街区幽静曲折的小道，可以通往险峻的后山。这就是我们美丽奇特的使馆， 20世纪70年代我曾在那里工作、生活多年，上山、下坡，前前后后不知跑了多少回，每个角落都留下了我的脚印和身影。
阿政府把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原法国总督别墅，交给我们作为中国大使馆馆址，从侧面也展现了阿尔及利亚人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
1970年1月，我到驻阿尔及利亚使馆上任，1978年5月回国，连续工作7年多，经历三任大使，在驻外人员中是不多的。任职期间给我深刻印象的是阿上下对中国的友好感情。有以下几件事情为证。
阿尔及利亚人性格倔强，有反抗精神。他们从1954年11月1日在东部奥雷斯山区打响反法武装斗争第一枪，到1962年7月3日宣布独立，抗战近八年，牺牲一百多万人，胜利来之不易。在阿抗战中，我国曾提供过物质援助，此举在阿人民心里留下了良好反响，不少参加过抗战的老战士，保留了中国当时提供的军服和靴子作为纪念，有时还拿出来给我们看，以此表示阿尔及利亚人不会忘记在他们最困难时候中国提供的帮助。这使我和我的同事们甚为感动。
1974年11月1日，阿尔及利亚庆祝武装斗争20周年。我国派出多个高规格代表团前往祝贺：有机械工业部部长李永清率领的政府代表团，有北京军区政委秦基伟为首的军事代表团，还有国务院文化小组组长于会泳带队的中国京剧团。这个剧团在阿各地演出革命现代戏《杜鹃山》，这部戏讲述了红军时期我们党在南方领导农民起义的故事，因为阿经历过长期山区武装斗争，容易引起共鸣。这部戏受到了热烈欢迎。我和夫人出席观看了剧团在首都的演出，被现场观众的强烈反应所感染：阿方事先把剧本台词译成阿文，现场朗诵，随着剧情发展，群众情绪起伏，有时激昂慷慨，甚至站起来喊口号，感情完全融入剧情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