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生涯的最后11年，即从1987年9月到1998年6月，我先后出任驻突尼斯（兼首任驻巴勒斯坦国）、埃及和挪威大使，在一线主持内外工作，经受各种锻炼和考验，学到不少书本上得不到的东西。
我的外交生涯比较丰富充实，长期当科员、译员，也做过司长、大使，上下情况和工作都比较了解熟悉；既接触发展中国家，又同发达国家打过交道；有合作，也有斗争。特别是在挪威的四年，我经历了人权斗争，又实践过“经济外交”，摸爬滚打中经受了锻炼，也增长了见识。现在回顾一生，虽然普通平凡，但感到充实幸福，可以无憾地说，我已把自己全部精力和智慧献给了祖国壮丽的外交事业。
饮水思源,我的一切进步和成功离不开党和人民的培养、教育。
初步建立革命人生观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战火迅速蔓延到我国东北边境,外患来临，政府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我当时在江苏名校苏州中学高中二年级丁班读书，16岁的我血气方刚，决心投笔从戎，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我们班30人中，有20人报名，大家爱国热情很高，在苏州中学表现非常突出。其中3位参干同学与我一同被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后来都到外交部工作。
1950年12月下旬，在一个群星闪烁的夜晚，我们一百多名在苏州参军的男女青年，在阊门外一座名叫张家花园的旧军营集合，一路列队唱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意气风发地走向苏州火车站。当开往北京的火车启动时，一想起即将远离父母，惜别的泪水便溢满眼眶，我们自然地唱起《苏联共青团员之歌》，“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告别了自己的故乡和亲人。我看到父亲和二姐在人群中留恋不舍地望着我们远去。这种场面非常感人，那种保家卫国、义无反顾的心情，永生难忘！
经过两天两夜的颠簸，我们的火车停在北京前门车站，学校派两辆敞篷卡车来接。晨曦朦胧，天色暗淡，大家面露兴奋神色，难掩激动心情。当车子经过天安门广场时，我们站在卡车上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似乎看到毛主席在城楼上向我们发出召唤，欢迎我们参加革命。
北京外国语学校（后简称“外校”）位于京郊西苑旧兵营，靠近颐和园。外校有光荣革命传统，其前身是1941年延安时期建立的抗日军政大学的俄文大队，学员一边学习、一边战斗。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里外校附属于外交部，其任务是为新中国培养外事干部。1950年，党和政府把来自江苏、上海、浙江、山东、福建、安徽等省市、参加军干校的500名学子调到外校学习，就是为了造就又红又专的外语人才，以适应新中国成立后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我们这些参军的学生，也把到外校看作是参加革命，不少同学与家庭断绝了经济联系。在外校三年半中，有两件事给我印象最深。
一是培养学员艰苦奋斗的精神，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外校的物质生活简朴，教室、宿舍条件简陋。五六十人住一间大屋，双层木床，夜里一片鼾声，因为都是少年，照样熟睡如泥。人人带着一只小马扎，用来开会、听报告；礼堂是听大课的教室，也是饭厅，吃饭没有桌椅，一盆菜放在地上，大家就围在一起蹲着进餐；一套冬夏服装由学校供给，几年不换；生活费每月2元多，有时钱不够用，夏天有人还打过赤脚；除了三顿饭，很少吃零食。不过，穷学生自有乐趣，说起“解馋”，颐和园后面青龙桥小镇路旁可是个好去处。据说，路边老大爷曾给慈禧太后做过饭，他的炸糕手艺堪称一绝，偶而约几个同学去，买几个尝尝，我们就会满足地沉醉半天。
那是教我们外国语的老师都是大知识分子，解放前留过洋，当过大学教授，或者高级职员。他们到外校是来参加革命的。同我们一样过着包干制的清苦生活。有的老师在课余调侃道：“我们现在房子越住越小，车子越坐越大”。但牢骚归牢骚，他们教学还是非常认真的。至今一个甲子年过去了，教师们当年上课时诲人不倦的形象，依然清晰地留在我们这些学子的脑海里。
尽管物质生活苦了些，但精神生活非常丰富：听外交部领导到校作政治报告；看革命电影；读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与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见面；唱革命歌曲、学跳交际舞……日子过得多姿多彩，很有乐趣。“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外校校歌）的教诲，在同学们脑子里扎了根。一些同学服从分配，支援边疆，到条件艰苦的新疆、西藏边远地区工作，一去就是十几年甚至一辈子。1952年，我们法文系有一位名叫张友善的同学赴藏工作，在那里落了户。
在苏州张家花园临别时，父亲到附近的店铺里买了一只小的白色蓝边搪瓷洗脸盆送给我。这只脸盆一直陪伴我从北京外国语学校到外交部，后来尽管斑驳陈旧了，还是舍不得丢弃。因为看到它，就让我想起参加革命初期那令人激动的花样年华和艰苦岁月；因为看到它，还让我重温无比珍贵的父爱与亲情。
二是重视政治思想教育，树立正确的政治立场。在外校，我们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中共党史等基础理论知识，认真学习《社会发展史》、《联共（布）党史》，初步懂得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是光荣的。我们还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等运动，懂得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应该同党和人民站在一起。学习基础理论还远远不够，我们参加了思想改造运动，认识到对党应忠诚，主动交代自己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倜傥少年向往革命，决心与一切旧传统决裂，大家时常坐在一起谈心、交心。有时对一些小的缺点和问题，也查家庭、社会影响，挖个人主义根子。我当时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这方面常常带头。现在看来，当年的做法有些过分，但却培养了我们进行批评，尤其是自我批评的良好习惯。
初步建立革命人生观
几年外校革命熔炉的冶炼，对我们这些学员形成革命人生观、世界观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可以这样说，我们是新中国培育的第一代“解放牌”知识分子。毕业后，20世纪50年代中期，先后有两百名同学被分配到外事战线工作。其中八十多人进入外交部，普遍表现不错，其中30人锻炼成长为大使一级的高级外交官。
1952年6月，北京外国语学校法文系全体参加军干校的同学欢送张友善同学（一排右一）赴藏工作的纪念照
（后面背景是北洋军阀时期留下的老兵营，当时同学们就在那里上课和住宿，后排右四为朱应鹿）
外校的经历，对我一生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那时我还年轻，思想上还很懵懂，来到外校接受方方面面的熏陶，我理想和信念问题得以解决，并初步确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为此，我永远怀念外校，永远感谢外校的领导和师长们对我的谆谆教诲。
在这里，我想回忆自己在思想上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外校德西法文系政治辅导员闫鑫泉对我的帮助。我是法语班的团支书，与他接触较多。他当时很年轻，二十岁刚出头的样子，解放初入的党，一开始也是外校学生，后来被提拔为干部。他工作积极，待人和气，耐心帮助我们提高政治觉悟，成为我心中的学习榜样。有一次，大概是1953年初的除夕夜，会餐之后，他约我到校院中散步谈心，讲述了过去家中悲惨的生活。解放前，他家穷困潦倒，周围住的也是下层民众。当时年关难过，不仅饿肚子，还要躲逼债。他叹声道：旧社会不公平，穷人太多，自己参加革命，就是为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理想社会。他的谈话给了我莫大的启示。那夜，马路上月光泻洒，两侧旧兵营黑影幢幢，隐约透出点点幽光。我们两人在院中来回踱步，时而交谈甚欢，时而表情凝重。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此情此景，仍萦绕心间，恍若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