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走出外校，我还是个懵懂无知的小辈，来到外交部，心里多少有些忐忑。不过没多久，在许多老同志的帮助和指点下，拘谨焦虑的情绪被打破了，我渐渐地喜欢上这份工作，也结识了新朋友。尤其幸运的是，1958年前，周总理兼外长，直接管理外交部。他经常来部里走动，不时在文件上对外交工作做批示。周总理为人亲切，儒雅温和，非常关心我们的生活。记得有一次，他意外地出现在我们的大食堂，视察后勤工作，还亲口尝尝饭菜，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世纪50年代中期，外交部人数不多，业务干部大概三四百人。在东楼小礼堂开干部会时，有时能聆听周总理的讲话；运气好时，与会人员不多，透过间隙，还能清楚看到总理的风采。从60年代开始，因工作关系（周总理会见外宾时我当记录，或作为陪同翻译出席），接触他的机会增多。尤其是60年代初的非洲之行，我与周总理朝夕相处了一个多月，时光易逝，但珍贵的回忆却成为我人生中最明丽的一抹色彩。他的一言一行潜移默化融入我心，对我的为人处事，多少产生些影响。
周总理的教诲和我的外交工作体会
周总理的外交思想和实践，博大精深，已有大量专著和介绍。至于自己有多了解总理，我不敢妄下断语。正如多位中央领导同志所说，周总理是事业、工作的楷模，也是人格修养的典范。这样一位传奇人物，我怎能参透他的方方面面呢？但我愿作些回忆，综合多年见闻，特别是亲历感受到总理的人品和风格，谈谈个人的学习感悟。
将我在外交部的工作体会总结起来，共有以下5条。
(一)把调研和办案结合起来，争取有所发现和创新
到外交部后，我工作热情很高，但真正懂得怎样工作，还是不断磨练、学习和总结的结果。在这方面，周总理为大家树立了好榜样，他的态度、他的方法、他的教诲总能启人深思。
建部初期，干部不多，周总理兼外长，常来讲话。有一次大概是在1955年，他在全部大会上说外事干部要注意“观察形势，执行政策”，把调研与办案结合起来，工作中多出点子，“像全国工人那样多提合理化建议”。
周总理十分重视掌握第一手材料，我多次看到总理在会见外宾前，向中方负责人了解情况，而且常常向外宾提出各种问题，有时问得很细，几乎快把他们都“考倒”了。对于从各方面了解的材料，周总理会及时跟进，深入地分析判断，或许，这就是他知识渊博、多谋善断的一个原因吧！1954年亚洲司上呈的一份文件中提到，日本当时每年需要美国向它提供一千多万吨粮食，总理看后马上批示：这个情况有价值，不讲防务需要，就这个粮食进口数字，可以说明日本离不开美国。从一个数字看出一个国家的基本倾向，进而为对外决策提供依据，这就是总理口中强调的“观察形势，执行政策”。我发现他还有个习惯，每次重大行动后，都会亲自做总结，用以改进工作、教育干部。
在总理教育和各级领导的帮助下，我渐渐地摸索出自己的方法：注意调研，并能经常提出一些工作建议和新的看法。其中，我想回顾3次较为突出的经历。
最早一次要回到1958年中期，我还在非洲司工作。中国贸易促进会派贸易代表团去摩洛哥参加经济展览会，并进行友好访问，我作为翻译随团前往。摩洛哥人有饮用中国绿茶的习惯，摩茶叶进口商在本国颇有影响。在他们的推动下，摩国王接见了代表团。我身临其境，感到摩各界希望与中国发展经贸联系和政治关系的倾向在上升，便主动写了一篇关于中摩建交前景的文章，托人送回国内。当时部里正在研究与摩建交的问题，这篇文章得到当时非洲司司长的表扬。我在文章中写道：经济上摩想用出口磷酸盐（化肥）换我绿茶（每年进口一千吨），摩企业界支持与我发展关系；政治上摩王室有反帝独立传统，对社会主义国家友好的摩独立党力量上升，其领导人当了握有经济大权的副首相，赞成同我建交，因此，两国建交时机似已成熟。后来国内派团去摩谈判建交，1959年达成建交协议。
第二次发生在1970年夏秋之交，我在驻阿尔及利亚使馆任调研室主任。当时中东仅有驻阿大使杨琪良在任（其他大使在国内参加“文革”，未返馆），在杨大使鼓励下，我起草了一篇预测美苏加紧争夺中东的文章，得到了外交部的通报。文章侧重分析了苏联利用60年代美国深陷越南战争和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大举渗入埃及，派出四千名军事专家，控制苏伊士运河；美感到苏势力进入欧洲侧翼，威胁其全球战略利益，准备逐步从越南脱身，把重点转到与苏争夺中东。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了这一估计是正确的。果然美对越战逐步降级，并于1973年初与越南签订停战协定，从越南撤军，转而大力拉拢埃及，赶走苏军事人员，促成埃以媾和，在中东占了上风。
第三次要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作为驻挪大使，在当地经历了阻止西方企图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我民运分子的复杂斗争。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我渐渐发现了个中玄机。关于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涉华评奖，一般来说挪威政府和议会起着主要的作用，但是挪威公众舆论在我国人权和民主等问题上态度与情绪的变化，反过来也会产生重大影响。国内重视使馆的看法，在上述问题上加强了对挪各界的宣传、解释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
经过长期实践，我深感做一段工作，尤其是处理一些复杂问题之后，进行认真总结是使调研与办案更好结合、工作不断改进并有所创新的基本方法。这种总结可包括三方面内容：将前一段实践的结果与原来的认识（估计）比较，检验我们过去了解的情况，作出的分析、判断和决策是否准确与成功；分析产生这种情况的主客观因素，尤其要找到不足，总结教训，进行自我剖析，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寻找根源；进行理论和哲理思考，从中发现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提出一些新的思路和办法，用新的认识指导下一轮实践。
总结的方法使我得益匪浅，不仅有利于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也有助于提高自己的理论政策水平和思想作风。因此，工作再忙，我都坚持撰写重要总结，直到退休。我领悟到：实践出真知，但实践不会自动出真知，还要加上科学的总结。
周总理的教诲和我的外交工作体会
（二）严格要求自己，改造主观世界，不断提高思想素质
进部后，周总理光明磊落、严于律己的高贵品德，给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他居功不傲，还常常讲自己的不足，告诫大家“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并以此自勉。印象最深最令我感动的是1957年8月1日，他在南昌起义三十周年向外交部党员干部所作的报告中，不谈自己领导起义的功绩，而是沉痛地总结他领导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教训，他说：“上海起义后，当时没有像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那样向附近农村转移，以致许多同志牺性，回想起来心里非常难过。”
因此，在长期工作中，我注意克服种种个人考虑，在群众面前坦陈自己的思想、缺点，希望以此获得他们的帮助和监督。
外交斗争复杂多变，又事关国家根本利益和对外影响，提政策性建议须权衡利弊、仔细研究；还要准备冒一定风险（如出现始料不及的突发事件），承担政治责任；而且有时根据当地实情，提出与国内不同的意见，还会招来一些议论……总之，林林总总的原因均可能影响个人前途。因此，对外工作中能不计个人得失、提意见、讲真话，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