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毕业前，外校领导要求学员根据学到的政治理论，结合新中国的变化和个人思想实际，讨论为什么参加革命、为谁服务的问题。我经过思考，根据学习体会写了一篇自传体文章，题目是《我和我的伯母》，讲了自己的思想转变，受到闫辅导员的好评。转眼间，近六十载匆匆流逝，但至今我还记得文章的主要内容。文中这样写道：
我幼年丧母，由伯母抚养长大。伯母身世十分不幸，她农家出身，嫁给我伯父时，伯父已患肺痨，她出嫁是来“冲喜”的（一种迷信，认为有病的男子娶一房妻室，病人就会痊愈），但不久伯父依然病故。此后，伯母就一直留在我家守寡，待我像亲生儿子一样。从我八九岁懂事开始，伯母就常常流着泪对我说，她没有孩子，老了全靠我养活，要我做个有出息的人。在旧社会，妇女处境悲惨，难以独立谋生，尤其像伯母那样不识字的劳动妇女更是如此。解放前，我父亲在江南一个镇上开了一家小南货店，家里人多，负担重，还要供我读中学，实在不易。大姐小学毕业后，因家境困难，就辍学回家帮助父亲站柜台；二姐开始也停学，后来去上免费的初级师范学校。我自小刻苦读书，就是想将来找个好职业，帮助父亲养活全家，尤其是报答无依无靠的伯母。1949年初家乡解放后，两位姐姐和我先后参加革命，后来伯母随大姐在上海生活。1952年大姐来信告诉我，伯母在上海里弄找到一份帮厨的工作，表现积极，多次受到表扬。现在伯母感到可以自食其力，脸上常挂着笑容，要我放心。经过政治学习和新旧中国的对比，我对两个社会的本质有一定认识。伯母找到工作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使我进一步懂得，旧社会像我伯母那样的妇女千千万万，靠个人奋斗不可能解决她们的问题，只有建立“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公正、平等的新社会，妇女才能得到解放。我认识到，旧社会毕业就是失业，我读书养家的报恩思想是不现实的，也是渺小的， 应当把眼光放大，在争取人类解放的共同事业中实现个人的愿望。
这篇自传是我参加革命三年多，学习政治的一个重要收获，从为小我转变到为大我，标志着我在建立正确人生观的道路上一次质的飞跃。
我认为，一个人人生观的建立，往往同他青年以至少年时代的经历分不开，那个时期感受到的东西往往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父亲是镇上的小商人，供我上中学，从经济上说是有些勉为其难的。1946年7月，我小学毕业后去昆山考县立中学。不知是什么运气，我竟考了全县第一名，大大坚定了父亲要供我继续读书的决心。后来，我又考取了当时国内有名的苏州省立（草桥）中学，就放弃了昆山县中，决定到苏州上学。苏州中学是公立学校，学费不算贵，但为了筹集我进城上学的各种费用，父亲还是付出了巨大代价：把小店一些值钱的商品都卖掉了，货架上好几格变得空空如也，这种情景深深刺痛我这个12岁少年的心。
初步建立革命人生观
还有一次，记得是我在初中读书时，父亲和大姐从昆山（正仪）到苏州看我，带了几斗米来给我交饭费。人力车拉他们到校门口，下车时一不小心，袋子倾倒，米撒了一地，他们和我赶忙蹲在地上，从土里扒拉出干净的米粒，拣了半天。这一镜头也一直刻印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
初中学生食堂伙食很差，米粒常有霉烂，有时还有石子掺杂其间，每周只有一顿荤菜。我记得，那时8人一桌，都是站着吃饭，好不容易盼到周五中午，一等值日生发出“开动”指令，大家手中的筷子像刀剑一样，朝着红烧肉冲去，每人夹起薄薄一片，顷刻扫光。我因为没有什么零花钱，假日很少到苏州城里逛街，3年中连一场电影都没有看过。闲暇时间，往往在学校看书、打篮球，以此消磨时光。我的刻苦精神和良好体魄，亦是在那几年打下的基础。
1954年我离开外校，几十年间，我们国家遇到多次大的曲折和困难，个人也有几次身处逆境，但我对新的社会制度总是满怀信心，对工作的执著也始终如一。这同我青年时期在学校奠定的正确人生观是分不开的。
老外交部美丽、优雅的环境
在介绍外交工作的体会前，我想先简单勾勒一下20世纪50年代初，老外交部的环境和干部状况。
我是在1954年7月从北京外校分配到外交部的，那时外交部还在东单北边米市大街东侧外交部街30号院内。办公楼宇非常气派，是20世纪初建造的，民国成立后外交部就搬到这里办公，当时所在的石大人胡同遂改名为外交部街。大楼四周围墙很高，入口正面是两扇高大的白色铁门，两侧耸立着一对石狮雕塑，大气、庄严。这是北洋军阀时代的外交部留下来的。老同志告诉我们，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周总理曾带领来京示威的天津学生打开这两扇铁门，冲进当年的外交部。1949年11月成立的新中国外交部，已废弃不用这个老的正门，出入都走离此不远的红漆大门。
东西两幢二层大楼静卧在围墙内，楼前伸展着宽敞的大院。齐整的冬青树棵棵环抱，里面点缀着鲜花、绿草和假山，活泼有趣，环境优美。
东楼一进门便是高大的门厅，各式明亮的水晶灯调皮地眨着眼睛看着周围的一切：红色的地毯与用大理石铺砌而成的楼梯相接，倒显得雍容华贵；复古的落地镜耐人寻味，再配上欧式的壁炉，洋气亮丽，颇有点儿中西合璧之感。楼下有几间宽敞华丽的客厅，是部长会见外宾和使节的地方。二楼是部长的办公室，有一间典雅的小礼堂，是全体干部开会、活动的场所，周末常在这里举行舞会。有时周总理、陈老总也来参加，女同志们都踊跃排队与他们跳舞。西楼古色古香，多数地区司、业务司和干部司在这里办公。楼前高大的欧式圆柱支撑着宏伟的门庭，传统的大屋顶罩住了宽阔的暗黄色走廊，黑色的门窗和暗绿的台灯，透出某种神秘气息。东西两楼之间有一条拱形的封闭式回廊相连，上面铺设天桥可以过人，下面可以通车，甚为别致。
1966年邢台发生大地震，波及北京，外交部东楼部分建筑和西楼地基出现裂痕。为安全起见，在彭真市长的关照下，外交部就迁往东交民巷一些前驻华使馆和原六国饭店办公了。后来上述外交部楼宇被拆除，改建为职工宿舍。我外交生涯的最初11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一草一木都可以引起我无穷的回忆。然而这样一处非常壮观、优雅、有历史意义的古建筑却消失了，想起来真是令人深深惋惜！
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部的情况
新中国外交部是1949年11月8日成立的。2008年年初，原外交部国际司长、林则徐的后裔凌青在一次内部座谈会上说，成立会就在前文提到的东楼小礼堂举行。一百七十多名干部围坐在周总理身旁，由办公厅主任王炳南点名介绍了科以上干部。那时的干部构成是：大使和司局级以上高级干部主要由身经百战的将军（如耿飚、黄镇、袁仲贤等）和在白区或延安工作过的外交中坚（如王炳南、黄华、龚澎等）组成。中层干部不少是地方县团级骨干，包括部分武工队长和解放区县委书记。下面干部是一些大学地下党员和解放前后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其中不乏归国的爱国华侨青年。
我进部后，干部情况有些变化，主要是大区撤消，外交部吸收了省市一些处、科级人员，充实了中层领导，还增加了一些像我们这样的年轻外语人才。起初，我被分配在情报（即新闻）司工作，司长是龚澎。她作为1955年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的女发言人，用英语对答如流，风采照人，当时国际新闻界为之一震。1955年年底，我被调至西欧非洲司，参与准备出席万隆亚非会议工作。起初司长是宦乡，不久宦乡去英国任代办，由黄华接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