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4月，我国人大委员长乔石访问挪威，按照原计划，最后一天挪威议长格伦达尔夫人会陪同乔石一行去外地参加一项活动，然后送我方领导人出境。后来因为附近有些反华示威，我代表团临时决定不参加。结果因为活动取消，专程前来的挪威议长在旅馆无所事事，我代表团也失去接触当地干部群众，做工作的机会，对外影响不好。
实际情况是，代表团早在前一天到达外地。就在那晚，参加活动的决定在团主要领导成员会议上被否决了。我也出席了会议，心里并不赞同这项决定。然而，几天来代表团确实遇到多次反华骚扰，对使馆已流露出不满情绪，加之万一出事，考虑到责任归属问题，我没有表态。回到房间，我心神不宁，思想斗争激烈，脸颊一直火辣辣地，思绪飘忽。夜里辗转反侧，无法入眠。
第二天天不亮，我就敲开人大秘书长的房门，开门见山地阐明了自己不赞成单方面取消活动的想法。我说：“据我了解，此地参加反华示威的人极少，官方又不支持，能控制局面，而且对方议长将亲自参加，故以按原计划进行活动为好。”秘书长认为我的意见不无道理，但以来不及重新安排为由，仍坚持原议。再说也无济于事，我只能服从。现在，尽管十几年过去了，偶然想起这段往事，尤其是热情的女议长在旅馆心里焦急，又无可奈何的样子，会重现眼前，我的心里一直不安，仍感到愧疚。因一时的犹豫酿成的失误，我难逃其责。
同样，想要改变内部的一些不正之风，也要具备坚持真理、不怕损害个人利益的勇气。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驻外使馆中形成一种不良风气：国家主要领导人出访时，大使向他们赠送纪念品。我刚到挪威不久，正赶上一位领导人访问。在代表团抵达前，使馆党委一位同志好心提醒我，我驻邻国大使已向这位领导人赠送了纪念品，还是原来驻在国[7]政府送与使馆的珍贵礼品；前不久我驻拉美一位大使也仿效此法，向某位领导人送了纪念品。至于我馆是否追风，他建议由大使定夺。我经过慎重考虑，在党委会上提出：“毛主席讲过，对领导人不祝寿、不搞个人崇拜。我馆要树立好风气，礼不送，全力把接待工作做好。”这一意见在党委会上得到通过。作出这个决定并非易事，也有思想斗争，甚至做了提前结束任期回国的准备。当然，实际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在专机舷梯前送领导同志时，他还表扬我馆接待工作做得不错。我想，送纪念品这样的事情，可能是周围一些人为了讨好上面搞出来的名堂，中央领导人不一定都知道。后来，这种做法在中央领导干预下，被明令禁止。
以上两件事情，说明在一个人的头脑里，公与私的斗争是长期存在、无法躲避的。这样看来，总理提出“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是非常必要的。
我一直在思考：面对中国这样一个情况复杂的大国，为什么周总理可以在长时间内足智多谋地领导其事业不断前进，而晚年又能保持清醒头脑，处理内外重大问题和危难局面呢？或许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认真实践了1957年8月1日在外交部党员干部大会上提出“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自勉与诺言。
最近，我认真查了一下有关文献，发现总理这种不断学习、自我改造的主张很早就提出来了。1943年3月，他在重庆红岩整风学习时写的《我的修养要则》中，第一条就是“加紧学习”；第四、第五条是“要与自己不正确思想作坚决的斗争”，“具体纠正自己的短处”。新中国成立后，他在1951到1962年的多次讲话中，专门谈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并把自己摆进去。事隔多年，总理的原话我已记不全了，但一些富有特色的思想，还深深地影响着我，诸如：“天下没有完人，人人需要自我改造”；他参加革命几十年，“犯过许多错误，栽过筋斗”，现在担任总理，还要“学习和改造”；“人生有限，知识无限，到死也学不完，改造不完”；“思想改造是长期的，要靠自觉”；“方法是和风细雨”等。
周总理的教诲和我的外交工作体会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回避讲“改造主观世界”，更不要说“思想改造”了。究其原因，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治运动风起云涌，尤其是“文革”中粗暴对待不同意见、思想意识问题的做法，在人们心中留下了阴影。可喜的是，自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在强调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结合提出改造主观世界问题，并主张用正确的方法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主管干部组织工作的习近平同志多次指出：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注意“世界观的改造”。他说：“一切腐败都来自放松思想改造。不能因为搞市场经济，就认为个人主义是合法的、正当的。”我认为，提出这些意见是非常正确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我一生比较注意不断克服自己的不正确思想，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总理这方面的教诲。
（三）保持清廉，做高尚的人
到外交部后，总理经常教育我们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注意抵制西方生活方式的诱惑。而他本人在这方面堪称典范。出访十四国时，他经常穿一套灰色的中山装，尽管旧了，里面衬衫的袖口也补过，但熨得平整，显得潇洒大方；在阿尔及尔参观卡车修配厂时，周总理和陈老总也穿着和我们款式一样的灰色夹大衣，还都是我从外交部统一借来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那个年代的人简朴、节约。新华社记者视角独到，珍贵的历史瞬间被镜头捕捉。到现在，我还保留着这张颇具纪念意义的照片。
1963年12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阿尔及利亚第一副总理布迈丁的陪同下，参观阿尔及尔卡车修配厂（陈毅身后的青年为朱应鹿）
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小事。在中南海开会时，总理总是自己付茶叶钱，这是随行的总理卫士长告诉我的。
除此，总理清廉，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不徇私情、公私分明的品质，更是有口皆碑。
由于深受周总理的影响，参加工作以来，尤其是担任大使后，我特别注意保持廉洁作风。我在使馆规定，涉及个人利益，领导同志向后靠，如使馆分发福利时，党委同志不拿。1988年，我在突尼斯任职时，国内给使馆一个提升参赞的名额。有的党委成员根据实际情况以及本人资历，建议将我的夫人报回，但我建议提拔另一位年纪稍轻一些的业务骨干，最后党委采纳了我的意见。
在国外，我亦把清廉作为重要馆风来抓。记得1991年9月刚到驻埃及使馆，那里财务管理混乱，“人人搞采购”屡禁不止，一些人公私不分，极少数人乘机捞钱，我立即作了整顿。我指出：这不仅仅是涉及几个钱的小事，而是关系外交队伍建设的大问题。
既然要让他人信服，首先要以身作则，因此我在清廉方面严格遵守制度。在对外活动中收到礼品及时交公；国外我有专车，如在挪威，我除每月交20美元班车费外，非公务用车另外付钱。有一次，挪威一位侨领的夫人在对外场合送我爱人一串金手链，当时难以推让，只得先收下。第二天我们让司机送回，并附条说明国家公务人员不能收贵重物品。以后，这对侨领夫妇对我们一直很尊重，并保持良好关系。
挪威有位有影响的家族企业家有意在中国投资开厂，我帮他就选定厂址等问题做了些咨询工作，后来工厂在中国的业务取得很大成功。1998年4月，我离任前不久，为了表示谢意，这位企业家私下暗示愿在我回国后赠送我一些私股，并聘请我当他公司的顾问。我说明，作为大使，促进与驻在国的经济关系是自己的责任，回国后我想退休养老，颐养天年，谢绝了他的好意。我回国后，这位企业家曾多次访华，同我一直保持友好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