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比较注意廉洁，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因此在工作过的单位有一定威信，做思想工作有人听。更重要的是，廉洁的品性让我一生坚守公仆地位，勤勤恳恳工作，老老实实做人，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尊严和荣誉贡献了一份力量。
（四）外交工作无小事
我们对外的一举一动，涉及国家荣誉和两国关系。周总理作风严谨，一丝不苟，中外闻名。他多次告诫外事人员，做事必须细致谨慎，外交无小事。
20世纪50年代中期，外事活动不多，一次一位伊斯兰国家领导人访华，我们举行国宴招待。听部里礼宾司同志说，周总理宴会前到现场检查，发现我们准备的冷盘中有猪肉火腿，他立即给予严厉批评，第一时间纠正了错误。他语重心长地对司领导同志说：“这不是小事，关系到尊重对方宗教信仰问题，是不允许发生的。”细节决定成败，透过一件小事，就不难理解周总理的个人魅力了。
我参加外交工作后，由于粗心疏忽，出过几次纰漏。最严重一次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那是一次令我毕生难忘的深刻教训。
周总理的教诲和我的外交工作体会
1961年初，我在驻几内亚使馆当译员，一次杜尔总统坐直升机到内地视察工作，邀请柯华大使陪同前往，以示对中国的友好。大使嘱咐我为了活跃气氛，带上几盘介绍中国风光、生活和歌舞的短片，以备晚间休息时放映。我丝毫不敢懈怠，马上向办公室有关同志作了交代。到了第一站，白天活动结束后，晚上杜尔总统在柯华大使陪同下兴致勃勃来到广场就坐，旁边还有许多村民，载歌载舞前来助兴，准备共同观看中国影片。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两位负责放映的工勤同志报告，由于临走时忙乱，只带了放映机，影片忘在了使馆。这次事故扫了杜尔总统和在场几内亚人的兴，也让中国大使失了信。我当时很年轻，又是第一次出国，一下子惊呆了，至今也不记得这种尴尬局面是怎样收场的。第二天，使馆立即派车把影片送来，作了弥补。
事后，我承认自己布置任务后，没有检查，对这一次事故负有主要责任。大使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他特别介绍了自己防止工作遗漏的“剔除法”，使我一生受用。大使告诉我，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当过西安市政府秘书长，后来出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经常要处理许多纷繁的事务。在实践中他找到一个笨办法：重大活动前，把要办的事和要带的东西一件件、一项项写在纸上，然后不断进行排查，完成的打个钩，这样就不会因为记忆问题或其他原因出错。以后几十年，不管是身为科员，还是晋升为领导，对付复杂事务或参加重大活动（如陪同我国领导人出访或接待外国元首），我都比较谨慎并采取柯大使这种“剔除法”，几乎再也没有发生什么遗漏。有时和年轻同志介绍那次在几内亚发生的事故，大家听了都笑作一团。不过听我介绍学到的排查法，他们试了以后也觉得管用。
然而，一个人出现疏忽，仍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次几内亚事故过了28年之后，1988年4月，我刚到突尼斯上任不久，在宴请外交部有关官员时，因为调研不够，在安排座位时又发生一次失误：把突外交部一位办公厅特派员（实际等于副司级），先于当晚出席的亚洲司长排在主宾位置。我是在入座后才发现的。那晚，我注意到这位亚洲司长心情不好，在桌上讲话不多。确实，他可能认为中国大使对自己不尊重。本来，一场为了增进友好的活动因席次问题，反而造成误解，而且让外人看到中国使馆连起码的礼宾规矩也不懂，对外影响不好，真是“外交无小事”。宴会结束后，经了解确认我们的排位是有差错，几天后我利用去外交部与这位司长商谈工作的机会，当面致歉。他一再表示这是小事，请大使不必放在心上。我说，对外失礼不是小事，作为大使对下面教育、检查不够，也有责任。此后几年里，这位外交部主管司长对我们友好、坦诚，合作共事得很不错。
（五）保持团结、发扬民主是搞好使馆工作的关键
周总理谦逊平等、尊重小国的态度，在国际上产生良好影响，对我教育至深。
1964年初，总理访问加纳前夕，这个国家发生了企图暗杀恩克鲁玛总统的事件，国内局势不稳。周总理从发展两国关系大局出发，毅然决定按原计划前往，同时建议打破常规，取消主人公开迎送的仪式。此举使加纳上下感到中国客人谅解他们的处境，尊重小国，真是患难之交。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又如总理在马里国宾馆内部用餐时同我们这些一般工作人员随便谈笑，没有架子，离宾馆时亲自向服务人员道谢，等等。非洲国家一些服务人员看了非常感慨，他们发自内心地对我们说：“从餐桌上，真看不出你们中谁是总理，像一家人一样。从你们总理的举止，可以看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
1965年中，两位非洲国家的民族运动领导人进行内部访华，我作为工作人员全程陪同。最后一场活动是到长沙会见毛主席，当时周总理也在场。会见毕，周总理说他好久没有去韶山了，提出由他来陪同非洲客人参观毛主席故居，实际上是想对他们继续做些工作。从长沙到韶山的车上，周总理以当年领导者的身份，具体介绍了中国人民长期进行解放斗争的经验与教训，并回答了外宾的问题。当时，我们坐的是一辆三排加长的吉斯车。总理为了翻译方便，照顾客人，让外宾坐汽车后排软座，高级翻译董宁川在司机旁就坐，他自己就坐在中间的硬席上，我在他一旁记录。当时路面狭窄不平，颠簸得十分厉害，行程将近两个小时。我看到总理相当疲乏，偶尔眼睛微闭，但马上又打起精神，继续与外宾谈话。总理的平等待人与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两位外宾深受感动，他们多次劝总理坐后排软席休息，被总理婉谢。
周总理这种平等谦逊的人品和风格，不仅值得我们在对外工作中学习，而且也是我们对内待人接物的榜样。写到这里，总理当年不知疲倦，坐在汽车硬座上对外做工作的神情又清晰地重现眼前，永远激励着我。
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人都知道，他历来顾全大局，重视团结，在国内外可谓首屈一指。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身兼外长，从思想作风到物质待遇，他对外交部干部的要求都特别严格。听说有一次他在国务院常务会上公开表示，国家财力有限，先让中央其他各部修建新的办公大楼，外交部排在最后。事实上也是这样，外交部新大楼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才盖起来的。“文革”期间，总理忍辱负重，与林彪、“四人帮”进行艰苦斗争，维系党和国家的统一，避免分裂。对此，全国人民自有公论。
周总理的教诲和我的外交工作体会
驻外使馆是个“小联合国”，由国内各部门派出人员组成，有经济、商务、军事、文化、技术等部门，而外交部是牵头的。搞好团结非常重要，但很不容易。后来配偶放开随任，又住在一起，家长里短，馆内纠葛更多。有的同事说：“做好馆内协调，有时比办外交还难。”
当大使后，我比较重视团结，坚持原则，严于律己，对外交部干部各方面要求更严格一些，同时注意各部门一碗水端平。因此，总的来说，我所在的几个使馆本部与其他部门还是很团结的。不过，我曾在一个使馆遇到过一位商务参赞，年龄比我大，他资格老、脾气大，对我搞好团结是个考验。一般涉及经贸业务的事，我非常尊重这位参赞，但有一次在一个涉外工作问题上，我否定了他的意见，触怒了他，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我很不礼貌。我打电话给他，他不等我讲完话就把电话挂了。还有一回，商务处为来接受培训的国企老总们举行内部招待会，我提前一点去，想与他谈谈心，不曾想他竟把我推出办公室。对此，我采取了忍让态度，继续积极支持他的工作，尽量保持正常关系，耐心等待他的觉悟。后来，这位参赞对我的态度有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