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初，香港刚刚回归，世界路德信义宗（基督教）协会在香港召开大会，挪威诺贝尔委员、该协会秘书长斯托塞特（以下简称“斯”）出席了会议。斯是我的朋友，回国后，他迫不及待地向我介绍了会上围绕中国人权问题发生争论的情况。
他告诉我，最后一天讨论决议稿时，有一节谴责中国在司法审判中“滥用权力”，这遭到中国香港、中国和新加坡代表反对，斯本人也认为对东道主指责是不礼貌的，主张寻求妥协方式。但迫于时间紧急，只能采取不发表决议的下策。
会上还有人点名指责中国有损害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为，他对此表示异议，指出不仅中国，包括挪威在内的其他国家也存在这类问题，在人权等问题上对中国只能采取平等对话。斯进一步解释道：他认为像中国那样曾长期受西方殖民统治的国家，对外来干涉特别敏感。就拿挪威这样的小国来说，过去瑞典国王讲话教挪威人怎样打井，挪威人民就非常反感。
有一些到过中国或在中国工作居住过的挪威政界人士、企业家、汉学家以及传教士的后代，他们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状，1997年间也出来为中国讲公道话，或写文章介绍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们强调，1978年以来，中国发生了根本变化，比过去自由、安全多了；中国愿意进行政治改革，但要循序渐进，把稳定放在第一位；中国愿意学习外国经验，但要由自己作出决定。对中国不能采取抵制的方式；对人权不要用西方标准，而要根据中国的道德准则衡量，中国强调集体利益……这些挪威朋友既了解中国，又懂得挪威人的心理，讲话实在，将心比心，易为挪威人接受。
最后，我想特别谈一下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对中国的态度。她是我接触最多、非常敬佩的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挪威领导人，先后当了10年首相。她多次访华，对中国比较了解，尽管在人权问题上，与我们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她一直坚信中国人权状况在不断进步，始终主张同中国发展关系。
她曾多次高度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1988年1月，她首次以首相的身份访华，要求会见邓小平。那时邓小平已退居二线，考虑到布夫人的国际威望，邓小平破例会见她。
会见一开始，便发生一个有趣的插曲。邓小平首先自我介绍说：我是一个84岁的老人了。但翻译可能由于紧张，把数字颠倒了过来，译成“48”岁，宾主听了都哈哈大笑。记者迅速摁下手中快门，定格了开怀的历史瞬间，这张照片成为令人难忘的珍贵纪念。
1988年1月20日，邓小平在会见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时由48岁引来的宾主欢笑
（左二为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左三为驻挪威大使李宝城；右一为布伦特兰丈夫；右二为布伦特兰首相）
轻松开场过后，刚一落座，布夫人开门见山，向邓小平提了一个问题：“目前中国在国内和国际最需要做的事是什么？”
挪威各界对中国人权问题态度有积极的变化
邓小平明确回答：“国内进一步改革开放，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国际上争取缓和。”
布夫人听了高兴地说：“中国改革开放，不仅推动挪中关系，也对整个国际关系起了促进作用。”
1995年1月，她在奥斯陆提出“亚洲构想”，强调亚洲国家从经济潜力、政治作用和人口角度看，对发展国际经济、维护世界和平，以及解决环保等问题，都具有重要作用。她还特别提到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的特殊地位。布夫人是在亚洲使节为她举行的招待会上讲这番话的，在场的许多亚洲使节都认为，布夫人提倡发展同亚洲国家友好关系的主张是极富远见的。
也正是在这种战略构想指导下，经过双方努力，挪中关系出现了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布夫人当时已辞去首相一职,在家乡潜心写回忆录。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她十分悲痛,第二天便赶到中国使馆吊唁。我印象很深刻，她含着泪水，哽咽而又激动地告诉我：邓小平是她非常敬仰的一位领导人，他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且对整个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或许，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把国内的事情做好，挪威以及世界上一切有远见的政治家都会对中国作出客观评价的。
中挪在人权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将长期存在
但是，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和研究，我们同挪威在人权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将长期存在。除了意识形态等因素，还有以下一些原因。
（一）挪威人朴实，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同情弱者，愿意帮助受损害者；但也有闭塞、狭隘的一面，如同易卜生剧作创造的人物彼尔·金特那样，存在某种盲目自大的毛病。
近些年来挪威暴富起来，国内民主监督健全，贫富差距又不大，一些人自我感觉更加良好，挪威的舆论宣传在这方面发挥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位华人告诉我，挪威的报刊、电视宣传片面，经常向群众灌输美国富裕、民主，但两极分化；中国经济发展快速，但民主、人权状况不佳；惟有挪威既民主又均富。久而久之，在一部分挪威人中滋长了一种“惟我独佳”的思想，并出现一股向发展中国家推销本国社会模式的倾向。
目前挪威收留着不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政治难民”或“不同政见者”，而且拨款支持他们的活动。
（二）挪威当权者时常把批评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权问题，当作在国内争取群众支持的一张牌，这一点，在大选或政府变动、政党斗争激烈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三）挪威与美国存在某种特殊关系。除价值观相同外，挪威在美国有两百多万移民，二次大战中得到过美国的巨大援助；战后面对邻国前苏联威胁，挪威亦在安全上仰赖美国。二战结束以来国际风云变化较量的几个重大关头，从1949年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50年爆发朝鲜战争，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苏联东欧剧变和国际反华风波，挪威都与美国站在一边。
诺贝尔和平奖的基本情况
诺贝尔和平奖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1989年12月，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把和平奖授予达赖后，一些已被我国判刑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多次被提名列入和平奖候选人名单。
还记得1994年，我初到挪威工作时，西方一些人积极活动，企图把和平奖授予“民运分子”魏京生。为此，我同挪威评奖机构及其成员进行了多次接触，因而对它们的情况有些了解和研究。
在书中，我愿记录下自己的见闻——和平奖的基本情况、历史变化、评奖机构的内部运作、几次重大分歧、评奖中的涉华情况以及我个人对和平奖的看法。其中，有些属于历史之谜，如发明用于战争炸药的诺贝尔为什么要设立和平奖？有些是鲜为人知的，如提名和平奖候选人和最终评定的程序；有些则是亲历的，如1998年3月“民运分子”魏京生窜到挪威，企图争取和平奖，最终如何落败的……
说到诺贝尔奖，就不得不提到诺贝尔本人。
最近我认真阅读了《诺贝尔传》一书，愈是了解这位世界名人的传奇人生，愈加感慨万分。他没有正式学历，却发明硝化甘油炸药，成了科学巨人；随后又成为能干的企业家。回首一生，他总结道：“不贪财，不夸耀自己，个人的存在是为了让别人幸福。”简短凝练的话语为诺贝尔奖的出现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