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馆反驳挪报刊散布“中国威胁论”的文章，尽管有论有据，但终因政治性太强而夭折。使馆多次交涉无果，挪方拒绝刊登。
还有一次，挪威媒体上围绕中国人权和民主问题展开讨论，在讨论告一段落后，我就此写了一篇分析文章，寄给有关报馆，相当一段时间没有下文。后来，据说挪威一位有正义感的记者，读了这篇文章，认为内容客观理性，文字质朴简练，在他的举荐下，辗转月余，在删去其中“中国民主制度特点”一节后，终于全文刊出。读者反响良好，一位挪威诺贝尔委员还写信给我，赞扬这篇文章，认为它有助于挪威公众了解中国。在挪威这样攻击、歪曲我国人权状况和民主制度的“舆论一律”的大环境里，这位记者因为发表我这篇文章，受到的责难与压力可想而知。恰逢机会笔述历史，特别提及此事，以表示我没有忘记这位挪威朋友的正直和勇敢。
1994年9月，我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中国经济形势，唯有那一次，挪报主动刊载了谈话全文。谈话中，我列举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各项建设成就，也指出目前还存在贫富差距拉大，工人下岗和官员腐败等问题。几天后，出席记者招待会的挪威《经济日报》记者，几乎把我的谈话全部转变为文字，刊登在报纸上，此举让我们很意外。这位记者我过去不认识，后来她对我说：一位大使介绍本国情况，讲成绩也摆问题，不多见，有可信性。
在挪威，与新闻界打交道的4年经历，使我对西方“新闻自由”的本质有了进一步认识。的确，在那里进行限制、反限制斗争确非易事，但也不是无所作为。
外交人员口头宣传是增信释疑的好方式
使馆各级外交官主动与挪威各界朋友广泛接触，口头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是我馆对外宣传的另一种途径。口头宣传有几个好处：便于交谈双方直接沟通，互动性强；而且根据不同对象，我们的谈话深浅不一，弹性较大；其增信释疑的效果不亚于在挪威传媒上发表我们的文章。
做好对外宣传，重要的是要了解自己的宣传对象。挪威人的特点，同他们的国情分不开。通过直接交往，包括一些交锋，我们有了更加具体的了解。
挪威封建社会影响不大，1814年就建立议会制，人民长期接受民主训练。挪威人对本国发展模式有优越感，容易以自己的标准衡量他国。加上长期受舆论宣传影响，对中国，尤其在人权和民主方面，确实存在一些误解与隔阂。但挪威人朴实，喜欢用事实说话，过去长期受外国统治，爱打抱不平。与他们讨论问题，有时会发生争论，但一旦他们了解实际情况后，对中国会产生理解以至于同情。
这也应了中国一句老话：不打不相识。以上特点启发我们，在对外宣传时更要注意讲实话，有耐心。
结合双方实际进行宣传，取得良好效果
我们有些外交官比较擅长对外宣传，渗透了独具特色的个人方法，效果自然也比较好。使馆里有一位一等秘书，年轻时在挪威留过学，与挪威人交往甚广，了解他们的特点和心理，注意用对比的方法进行对外宣传。例如他对当地人说：“中国人口多，是挪威的300倍，底子薄，情况和文化传统又不同，不能拿你们的尺度来衡量、要求中国。”这样的说法，对方容易接受。这位一秘的经验，对大家很有启发，也值得我学习。
我利用大使的身份，与包括挪政府高官、议员、企业家、新闻记者、汉学家、挪中友好协会负责人在内的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采取个别交谈、座谈以及报告会等种方式介绍中国。
我根据国内精神，结合挪威的实际情况、挪威人的特点以及个人的体会，在对外宣传中有针对性地讲了如下几点：
（一）中国是个文明古国，长期受封建统治，1840年以后，又受到帝国主义侵略。近半个世纪以来发生了两次伟大的转折，一次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另一次是1978年改革开放，加速现代化，人民生活改善，民主法制建设取得巨大进步。
（二）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人多、国大、情况复杂。在建设道路上走过弯路，发生过“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目前仍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封建社会的影响仍相当深厚，现代化尚需相当长时间。
（三）中国经过不断探索找到了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独特的经济模式和政治制度，它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发展前途是光明的。
（四）中国对外主张和平、发展与合作。挪威的经济管理、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和民主监督等一些治国经验和作法值得我们借鉴。但两国情况迵异，我们不能照搬挪威模式。
挪威人听了，不一定都同意我们的观点，但觉得我讲的话实在、平和又有深度。我的体会是：实事求是地介绍中国发生的变化、存在的问题、独特的道路，讲讲我亲身经历的事情，谈自己经过长期学习、思考形成的信念，容易博得对方的理解、同情和尊重，从而有助于双方的了解和接近。
我和同事们在对外宣传中，不仅介绍了中国，还交了不少挪威朋友，尝到了甜头。当然，在人生旅行的道路上，所谓的一马平川是不存在的，多少都要体验坎坷心酸的心路历程。在对外宣传工作中，我也曾遇到过波折。
时刻提高警惕，防止中圈套
对外宣传工作，在一定意义上，是与西方争夺公众的涉外斗争，不可能都一帆风顺，也会遇到风浪。
1998年4月，我举行离任前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在我介绍国内改革开放情况后，一位挪威记者突然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被中国假释、现在流亡美国的‘人权卫士’魏京生，如果将来回国，你们会如何处置？”
他显然是有备而来的。我未及充分思考，简单回答：“按法律程序办理。”
第二天挪报纸就此发表报道，对我的话进行篡改、歪曲，大标题是“中国大使声称，如魏京生回国，将予逮捕”，旁边还附上我一张脸色严肃的照片。我手拿报纸，哭笑不得，心想一场新的“暴风雨”又要袭来了。
果然，有的挪威人看了不满，给使馆写信，附上有关剪报，并在我的头像上划个“×”。对这点儿程度的攻击，我有心理准备，但我个人受到人身攻击事小，国家声誉受到损失事大，为此我馆强烈要求报纸澄清更正。
一开始他们推托，后来我亲自给报纸编辑打电话，严肃指出：“魏京生是假释的，保释期间刑期照算，如魏回国时刑期已满，则可不再关押，否则将继续服刑”。接着我要求该报作如下更正：中国是个法治国家，中国大使对记者的回答是“魏是假释的，如回国，将按法律程序处理”，从未说过逮捕之类的话。对方见我有理有据，也只能照办。
对外宣传确实是外交斗争的一部分，非常复杂。外交官要随时提防外国记者可能设下的陷阱，对于他们挑衅性的问题，或提出的可能引起争议的敏感题目，有时可以不予置理或避而不答。
写到这里，我想起20世纪50年代中期，周总理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采取的审慎态度。那次大概是在1956年，周总理访问东南亚经过新德里时，在机场有位西方记者向周总理提出几个问题，总理都作了回答。当记者问及中国如何看待印巴克什米尔争端时，考虑到印巴关系的复杂敏感性，总理答复“对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儒雅礼貌地打了个巧妙的擦边球。周总理缜密的思路，灵敏流畅的应对能力，着实让人钦佩。